当教育部“减考令”的细则落地校园，小学低年级的纸笔考试变成了趣味闯关，中高年级的月考、周测渐渐淡出视野，学生们的书包轻了、笑脸多了，家长群里的焦虑却并未消散，反而多了几分隐秘的焦灼。这份旨在为学生减负、回归教育本真的政策，为何没能真正抚平教育焦虑？究其根本，减考令减的是考试频次，却没能立刻消解升学竞争的底层逻辑，那些潜藏在政策背后的信息缺失焦虑、资源落差焦虑与评价迷茫，才是让家长和教育者辗转难眠的核心。
首先，家长群体的焦虑，藏在“分数标尺”消失后的信息真空里。
长期以来，考试分数都是82%的家长衡量孩子学习成效的唯一标尺，频繁的考试如同“定期体检”，让家长能清晰掌握孩子的学业位值。减考令推行后，等级评价取代了具体分数，“不排名、不公布”的规定虽保护了学生自信，却让家长陷入“心里没底”的恐慌。长沙一位初三家长的担忧颇具代表性：“取消月考后，我不知道孩子在年级处于什么水平，万一落后了都来不及追赶”。
更隐蔽的是“升学对冲焦虑”，中高考“一分一操场”的竞争现实未变，减考带来的“减负红利”，反而让部分家长担心孩子“松劲掉队”，转而通过校外辅导班、购买测评卷等方式“暗自加码”，把学校减的压力又补了回来，形成“政策减负、家庭增负”的恶性循环。
其次，学校与教师的焦虑，源于评价改革与教学现实的撕裂。
减考令要求从“多考”转向“精考”，但中高考的分数导向未变，让学校陷入两难。部分初中、高中为掌握学情，不得不将考试变相为“随堂练”“单元调研”，换汤不换药地维持检测频次。教师的焦虑则更具体：一方面要落实政策减少考试，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学生成绩能应对升学选拔，陷入“刷题怕加重负担，不刷怕学生落后”的尴尬境地。
更关键的是，过程性评价体系尚未完善，北京某中学副校长坦言，减少考试后，教师需要花费更多精力通过课堂互动、作业反馈诊断学情，对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教师因担心“诊断不准”而倍感压力。这种焦虑最终会悄悄传导给学生，让减考的减负效果打折扣。
第三，更深层的焦虑，藏在不同家庭的资源落差与教育公平的担忧里。
减考令倡导的多元评价，需要家庭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配合，比如参与学校的实践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运动。但对工薪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而言，家长忙于生计，难以投入过多精力参与教育过程；缺乏分数参照后，他们更担心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家庭倾斜，自家孩子因“综合素养”短板在升学中吃亏。调研显示，县城和乡镇地区的家长对减考政策的抵触情绪更明显，因为分数曾是他们孩子突破资源限制的重要抓手，如今这一“公平标尺”被弱化，加剧了他们对教育不公的焦虑。
独特来看，减考令背后的焦虑，本质是教育评价改革“上半场”与“下半场”的衔接断层。
减考是“减法”，旨在剥离过度应试的负担；但“加法”尚未完全到位——多元评价体系的公信力、过程性评价的可操作性、家校协同的有效性，都还在探索阶段。当政策的理想与“中高考分数录取”的现实存在差距，当多元评价未能真正成为升学的重要依据，家长和学校自然会陷入焦虑。就像上海师范大学王健教授所言，减考的核心是推动教育从“应试”向“育人”转型，但转型期的阵痛，必然伴随着焦虑的转移与释放。
总之，减考令未能消解教育焦虑，并非政策初衷偏差，而是改革需循序渐进的必然。缓解这份焦虑，既需要让多元评价体系真正落地，让过程性评价、综合素质表现成为升学的有效参考，打通政策与现实的衔接；也需要加强家校沟通，让家长理解减考的长远意义，从“分数焦虑者”转变为“成长见证者”；更需要关注资源均衡，让不同家庭的孩子都能在新的评价体系中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唯有如此，减考令才能真正实现“减负提质”的目标，让教育回归育人本真，让焦虑真正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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