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爸妈嘴里那个‘骑在大马上冲金花笑’的小伙，去年10月26日悄悄走了。”
消息像旧胶片一样被翻出来，很多人才第一次对上号：哦，莫梓江，就是阿鹏。二十岁那年，他还在北电食堂排队打馒头，突然被叫去试镜，一脚踏进《五朵金花》，一夜之间名字跟着拷贝飘到46个国家。1960年埃及亚非电影节，银鹰奖落在他和导演王家乙手里，中国片第一次在海外这么露脸。可风光只维持了七年，江青一句“二流子脸”就把片子打成毒草，他跟着被扔进英德的山沟挑粪、劈柴、烧砖，整整十年。
最惨的不是苦力，是落差。当年总理握过他的手，说“小伙子演得真干净”，转眼成了“黑苗子”。腿肿得塞不进马靴还得练骑马那股倔劲，全用在扛200斤稻谷上。1969年，女朋友胡琳琳跑干校跟他领证，没酒席，没礼服，一把水果糖分给知青，就算成家。后来有人问她图啥，她说：“他眼里有光，我想守着那束光。”
1976年再回镜头前，他37岁，小鲜肉成了老小伙。黄金期没了，可他没躲。拍《斗鲨》时潜水憋到耳膜出血，拍《省港狂龙》从三楼摔下来，腰上钉了两根钢钉。香港有人开高价：“莫老师，过来轻轻松松挣套房。”他摇头：“我学费是国家出的，得把剩下的戏留给内地。”一句话，把可能的大别墅换成了宿舍筒子楼。
1989年，《五朵金花的儿女们》找他重演老年阿鹏。片场里，他和杨丽坤对视，俩人一句话没说，先哭。当年金花眼角也花了，阿鹏鬓角也白了，镜头一开，像把旧照片又翻出来，只是背面全是褶子。那天收工，他坐在大理的石板路上哼《蝴蝶泉边》，哼到“好茶不怕山路远”突然失声——这句台词，后来真刻在他墓碑上。
临终前三天，护工把手机放他耳边放老歌，他抬手打拍子，氧气面罩里含糊哼节奏。医生问要不要打止痛针，他摆头：“留着，我想清醒听完。”85岁，没有隆重发布会，没有热搜，只有几个老影迷在告别室门口偷偷抹泪。墓志铭就一句白族老话，土得掉渣，却把他的一辈子说透了：好茶不怕山路远，好演员不怕时代翻山越岭地折腾。
人走了，片子还在。下次再听到《蝴蝶泉边》，别只把它当老歌，那是莫梓江用肿腿、粪桶、钢钉、筒子楼换来的和声——他替我们保存了上世纪最干净的一次笑容，也替我们扛下了最暗的一次翻车。好茶真的不怕远，怕的是没人记得山路上曾经有人提着壶，一步一步把香味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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