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成都北郊的练兵场烟尘滚滚。刘忠戴着羊皮帽，站在跑马场边检阅新组建的炮兵营。身旁参谋悄悄递上一张调令，字迹刚劲：如敌情变化，即时北上集结。“这一走，也不知要漂多久。”刘忠心里打了个冷战。回到住处，他把调令压在茶碗底下，却怎么也静不下心。夜深灯暗，他忽然想起十八年前在漳州前线，骑马经过家门时看见的一线炊烟，那是母亲林连秀在灶口烧柴的味道。战争结束了，可家里好像仍在战火里。
第二天清晨，他拽开窗帘，对妻子伍兰英低声嘀咕：“娘是不是还在世？”一句话把房里所有人噎住。家乡才溪乡与部队相隔两千多里，信息断绝多年，谁也说不准。想到即将到来的朝鲜局势，刘忠终于写下一封短短八行亲笔信，塞进警卫员李招官的挎包：“替我回一趟才溪，活要见人，……”那几个字戛然而止，墨迹微晕。
1950年8月，李招官坐船、转车、再徒步，折腾二十多天，才在连绵雨声里踏进上杭地界。破败的街市上，老屋角早成瓦砾。李招官凭着户籍员提供的线索，在镇口茶摊前递了一碗米汤，顺口询问“林连秀”三字。摊主抬头指指巷口：“去对面桥洞，常有个老大娘讨口子，人说那就是她。”话音未落，李招官脚底发麻。
桥洞潮湿阴暗，一位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正向过路孩童伸手。李招官凑近，试探着喊：“林大婶？”老妇抬眼，浑浊目光里透出警惕。“我是刘忠首长的警卫员！”一听这句话，她的行囊“哐”地落地。对方颤声问：“太平还活着？”李招官把那封摺得四四方方的信递过去。林连秀看完，双膝一软，握棍的手用尽力气才站稳，嘴里只嘟囔：“我儿有出息了。”
区政府很快派出小车。临走前，林连秀把讨饭碗轻轻搁在石阶上，像是告别多年的伴侣。返回成都的路途，李招官才发现老人一路无声，直到看见雪山顶的残阳，她才低低说了句：“孩子打仗，我不能哭。”
数天后，军区院子里传来压抑不住的哭声。刘忠冲出屋门，半跪抱住母亲，两人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听见嗓音嘶哑：“娘，孩儿不孝。”林连秀摸着儿子的臂章，粗糙指尖颤抖。那一晚，伍兰英早早关上门，只留灯火陪着这对久别的母子。
1950年10月，中央电令调刘忠任陆军大学校务部长。去一线的愿望落空，他闷坐半晌，却见母亲端来一碗红薯稀饭。“书念得少，先把兵带好，再去读书。”林连秀说完，把勺子塞到儿手里。那语气轻描淡写，却像当年逼着丈夫让儿子进学堂时一样决绝。刘忠看了看母亲满手的老茧，终于点头。
没过几周，林连秀提出回才溪。“人在老屋心才安。”她坚持。刘忠原想再三挽留，母亲一句“莫让娘拖累你打天下”堵得他红了眼。无奈之下，只能再次托付李招官护送老人返乡，并按上级规定给家乡寄去抚恤与口粮。
转眼到1953年，刘忠陪同家属休假，顺道回乡探望。汽车驶入才溪，他愣住了：田埂平整，土路铺上碎石，村口立着一排红底黑字的木牌。老屋角新添了青瓦屋檐，门前桂花树下，一位中年妇女忙碌洗菜，她正是当年同他指腹为婚、后被迫改嫁的王四娣。面对昔日丈夫，她攥着围裙不敢抬头。林连秀走出屋子，拉起俩人的手：“都是苦命人，怪谁？”伍兰英递上从成都带来的绸布，对王四娣说：“嫂子，这些你收着，抚养母亲的功劳大半在你。”
乡亲们陆续赶来，有人感慨：“刘司令回来了！”刘忠笑着摆手：“只是穿了军装的老乡。”他让人把带来的粮票分给大伙，转身又叮嘱基层干部修桥补路。那天夜里，桂花香透进窗棂，母子并肩坐在榻榻米上。林连秀语气平静：“太平，官再大也别忘本。”刘忠应了一声：“记得。”
1963年仲秋，刘忠在南京接到急电：母亲病危。等他连夜赶回，上杭的山风已带寒意。林连秀靠在土炕，见到儿子，眼里亮了一瞬：“你回来了就好。”周医生诊脉后轻声摇头。第三日下午，老人含笑而逝。按照她生前嘱托，不设寿堂，不扰军机，坟地选在后山松林。出殡那天，天空放晴，刘忠站在泥土边，脱帽鞠躬，沉默良久。随后他交给地方干部两句话：“简办丧事，不留负担；乡亲有难，请通知部队。”说完转身上马，留下一道尘土，匆匆赶回岗位。
很多年后，才溪乡儿童还唱着一段顺口溜：“刘家太平闹革命，母亲讨饭不改名；风雨再大心如铁，苦尽甘来举国听。”谁也说不清首句从何时传起，但老人们知道，那是林连秀的脊梁，也是无数母亲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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