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北京西郊的病房里，65岁的粟裕合上《解放军报》，眉头紧锁。报上一篇回忆文章不经调查便把早已牺牲的刘畴西冠以“叛徒”二字，这让素来沉稳的老将帅猛地坐直身子。身旁护士听见他低声却坚定地说了一句：“这事得赶紧弄清。”
刘畴西是粟裕当年的老上级。1934年夏，两人同在红七军团并肩转战闽浙赣皖。枪林弹雨里，刘畴西断了一只手臂，粟裕目睹全过程。“他在指挥上有失误，可绝不是叛徒。”粟裕反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一定把这件事记下来。
时间回拨到1934年7月，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为主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之一是掩护主力长征。那时的红七军团只有六千来人，火力薄弱得可怜：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寥寥无几，负责后勤的非战斗人员还占了三分之一。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先遣队硬是闯进了白区。
7月底，部队接到攻占水口、威胁福州的命令。客观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命令既下，官兵仍喊着“北上抗日”冲了出去。福州一战未能如愿，红七军团遭遇国民党军重兵围攻，被迫在闽浙赣皖四省来回穿插，一走就是一千六百公里。
同年10月，北上部队与闽浙赣苏区红十军会合，改编成新的红十军团。按番号来看风风光光，可指挥权却暗流涌动。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名义上坐镇全局，年轻却骁勇善战的寻淮洲、粟裕只能分任师长、参谋长。很多干部心里直犯嘀咕：打仗的被搁一边，不出事才怪。
果然出了事。12月谭家桥伏击战，粟裕主张让战斗力最强的红19师打主攻，刘畴西却指定地方武装出身的红20师先上。结果伏击变遭遇，红20师阵脚大乱，寻淮洲抢回高地时中弹牺牲，年仅22岁。短短数小时，红十军团损失近千，士气大跌。
进入1935年1月，安徽茶山召开紧急会议。粟裕建议分兵，以游击战保存实力。但会场上刘畴西一句“集中才有力量”最终盖过多数意见。主力拖着伤员辎重缓慢北移，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堵在怀玉山。大雪封山，弹尽粮绝，能打的打光，能走的走散。方志敏、刘畴西等多人先后被俘。
8月6日清晨，南昌下沙窝刑场寒风刺骨。敌人问刘畴西是否悔过，他回答的只有八个字：“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随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与方志敏、王如痴同时就义。消息传到前线，粟裕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总得有人记住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刘畴西被地方政府追认为烈士，长沙县还送来“伟大英烈”金匾。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档案散佚，加之口述材料互相矛盾，关于他“出卖组织”的讹言被别有用心者炒了出来。报纸那篇文章正是旧谣翻新。
1980年春，刘畴西的后人生活困难，写信求助。信寄到南京总参休养所，转到粟裕手中。老人翻到末页，看到“父辈若真是叛徒，我们后代情何以堪”一句，心头一酸。随即提笔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附上家属来信复印件。信中言辞恳切：“在没有确凿结论前，任何人不得随意否定烈士政治生命。”
“历史不能含糊！”粟裕在信末画了两条粗线，旁人都看得出他的急切。12月28日，材料送达北京。宣传部很快回函，表示立即核实，暂禁相关稿件刊发。翌年3月，《宣传动态》第九期发表专文，提醒各级刊物写回忆录务必谨慎，并引用了粟裕的原话。
同一时间，组织部门派员赴江西、湖南查档寻访，最终确认刘畴西无叛变记录。1981年7月，中央正式复函：刘畴西烈士称号不变，其家属待遇照政策补发。拿到批复那天，刘家老宅鞭炮响了一上午。有人问长子刘森森心里什么感觉，他只摇头：“总算对得起父亲的半条胳膊。”
有意思的是，这场波折也让许多老干部开始主动整理个人资料。谁都明白，若没有翔实档案，一句空口“叛徒”便可能颠覆一生功过。粟裕私下和战友谈起此事，嗓音沙哑：“写文章可以有观点，不能乱贴标签。烈士的血，马虎不得。”
回看刘畴西一生，确实有军事判断失误，也有性格上的犹豫。但他流血斗争，断臂不屈，被捕后大义凛然，这些都是真实的。评价历史人物，从来需要证据，也需要厚道。粟裕在1980年那封信里提出的原则，后来被不少史料工作者奉为圭臬：定性之前，再三求证；事关生死，尤须慎重。毕竟，一枚印章可能决定的是一家人的清白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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