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牺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不是叛徒，真凶躲藏12年后终落网
刘胡兰牺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不是叛徒，真凶躲藏12年后终落网
1952年11月的一个傍晚，湘西永顺县礼堂灯光昏黄，影片《刘胡兰》刚放到一半，坐在角落里的陈德邻却愈看愈不对劲。银幕里，一个“告密者”的影子被加了粗体特写，台下不少观众低声议论：“听说那人就是石三槐。”陈德邻的心“咯噔”一下——石三槐正是他的三舅，五年前早被敌人杀害，怎么忽然成了叛徒？
影片散场，他一路回到住处，心里像压块大石。第二天清晨，他写信给剧本作者梁姓同志，只问一句：“谁告诉你石三槐告密？”不久回信到了，寥寥几字：“你八叔和大舅母说的。”答案并不解渴，反倒抠出了更深的疑团。
1957年夏天，陈德邻已调任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回山西老家探亲时专程去问八叔段占喜。院子里的谷物晒得正欢，他开门见山：“三舅卖人，你拿什么作证？”八叔挠头：“石五则当年告诉我的。”短短一句，让陈德邻心头猛地亮起一盏警灯——石五则，这名在村里自称“老党员”的人，难道才是真正的突破口？
回湘西途中，陈德邻一路翻资料、复盘细节。云周西村1947年1月12日那场血案，他曾亲历；当时被捕的八个人，最后只有石五则安然回家，这一点始终解释不通。有意思的是，石五则回村后还四处声称“自己替段家说情才救了人”，口吻像是邀功，更像是甩锅。试想一下，如果真是忠义之士，为何先保自己平安？
1958年，他写了八份申诉材料，分别寄往华北局、团中央、山西省委等部门。材料里既有时间坐标，也附上了当年目击者名单，一丝不敢潦草。省委很快来函：“情况重要，另行核查。”不过真正形成专案，却又拖了大半年。
1959年6月，省委副书记郑林亲赴云周西村，事情这才迎来转折。郑林在村口质问当地干部：“烈士就在脚下，你们为何闷声？”一句重话，令调查组的齿轮迅速运转。随后一年里，专案人员跑遍文水、汾阳、祁县，连夜比对口供，逐渐拼出一条清晰链条：石五则于1946年被开除党籍后心生怨恨，同年10月阎军南犯时投敌，并主动供出刘胡兰和陈家兄弟行踪。
更扎眼的证据来自同案犯张生儿。被捕那晚，他悄悄对办案人说：“当时石五则举棍打晕石三槐，还冲我低声道：‘咱俩配合，保命要紧。’”这句对话虽短，却如利刃划破迷雾，将“冤案”与“真凶”彻底剥离。
1960年底，所有口供、物证装成厚厚两麻袋送进县公安局案卷室。石五则被拘后依旧沉默，偶尔抬头冷笑，仿佛事不关己。面对审讯，他的回答只有一字：“没有。”可档案里一张敌伪队伍花名册将他名字牢牢钉死在“线人”一栏，旁边备注的日期正是1947年1月5日，比刘胡兰被捕早三天，时间吻合得毫厘不差。
1963年2月14日，云周西村的公审大会挤满乡亲。主持人宣读判决书时，冷风裹着扩音喇叭颤颤发响：“石五则，叛变投敌，直接参与残害七位烈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人群中有人哽咽，有人咬牙。十二年的疑云至此散去，石三槐的清白写得铿锵。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尾声，专案组找到1947年阎锡山部第215团1营的作战命令。电报里点名要抓捕“刘胡兰”，可见这位年仅15岁的姑娘已让阎军寝食难安。文件旁的日期，是刘胡兰牺牲前一天。纸张泛黄，却让人心口发热。
案子虽结，但历史没有落幕。陈德邻离村那天，大槐树下有人送行，有老人拍拍他肩膀：“娃，亏你一股倔劲儿，要不冤枉就这么压一辈子。”这句话，不长，却重过千斤。
后来陈德邻再未向外人提及此案，只把所有材料交给了刘胡兰烈士纪念馆。馆里那面斑驳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烈士们的照片排列其下，静静注视着来访者；而石五则那张档案照，被收在馆后的小库房，与宣判书同在，一起封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