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末的一个闷热夜晚，北京西郊玉泉山的作战室灯火通明。冷风吹进窗来，墙上的浙东沿海示意图被吹得微微颤动，密密麻麻的红蓝小旗像棋盘。陈毅指着地图沉声询问张震：“到底是先打哪儿？”张震用铅笔在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之间来回点了点，没给出确定答案，这一幕成了后来一连串抉择的序曲。
华东军区手里已有一支刚刚从朝鲜前线归来的海军航空兵大队，还有整编后的两栖登陆师。兵力不是大问题，可眼前的棋局却不只关乎军事实力。大陈岛是蒋介石的“北大门”，一江山岛则像门闩，把门户牢牢插上。是连根拔起，还是先撬门？争论整夜无果，大家只能寄望更高层裁断。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东南海面并未平静。1953年8月，美蒋联手在台湾海峡搞军演，飞机密集地在我福建、浙江沿海上空兜圈子。第二年一月，美国与台湾当局又在酝酿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声称协防范围可能包括浙闽外岛。这两桩事，把毛泽东的警觉彻底激活。于是中央决定：先择一隅试刀，看一看华盛顿的神态，再图后计。
1954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拍板：准备作战，但先别动大陈，折向一江山。原因并不玄奥，外交通信号要大于夺岛本身。华东军区副司令张爱萍受命担任浙东前线指挥官，他手头三张牌：海军第三护卫旅，空七师，陆军两栖部队。牌不多，却够精。
备战期间，张爱萍常对作战参谋王德说一句口头禅：“看似不易，其实有数。”他最担心的不是岛上那不足两千人的守军，而是天边那支第七舰队。粟裕在总参也提醒：“要把美国人的脑筋算进去。”底线已定：不闹大事，但决不示弱。若敌机越界，立即开火。
1955年1月18日凌晨，粗粝的海风裹着细雨扑面而来，垂挂在战士眉梢的盐渍像霜。炮艇鸣响，登陆艇破浪。十个小时后，旗帜插上了一江山岛最高点。我军伤亡千余，守敌被全歼。胜捷电报飞往中南海，毛泽东抬头望向窗外夜空，只说了一句：“再看。”这话里，有试探成功后的从容，也有对下一步的思量。
胜利的硝烟还在，国际舞台却翻起更大的波澜。新华社的快讯让世界知道，门闩被拔。美国务卿杜勒斯立刻放话，说“可能使用原子弹”。艾森豪威尔也摆出护台架势。与此同时，第七舰队几条重巡从吕宋北上，航母战机轮番侦巡，似乎随时会推门而入。
浙东前线的电话骤然多了。军委电报两次强调：海空军不得主动挑衅。但张爱萍的判断依旧冷静——“他们要的是姿态。”他让高炮部队与歼击机待命，“守规矩，不求人，让他们别踩线。”
执拗的蒋介石却不死心，命俞大维、蒋经国连夜飞赴大陈，要求“以死守求美军出手”。美国人被推上风口浪尖，可他们比谁都清楚，真要硬杠，只怕重演朝鲜半岛的泥潭。于是华府急忙给台北透风：撤吧，我们提供船。
外交斡旋也没闲着。杜勒斯竟绕道莫斯科，向莫洛托夫求证中方底线——“护送撤退会不会挨打？”苏联外长只回了一个字：“会。”美国人心里掂量后，决定只做保姆，不当主角。
与此同时，浙东前线收到了“如蒋军撤离，大陈可不战而取”的授权。公安第16师擦枪待命，炮艇按兵不动，只是夜里关掉探照灯，让海面保持沉默。一场没有硝烟的拉锯，就这样以电报与无线电的方式展开。
1955年2月9日19时左右，南风急。两架美军“雪貂”侦察机沿着“防空识别区”边缘低飞，其中一架突然偏航，直冲松门上空。地面高炮早已枕戈待旦，一道火网在夜色中炸开。飞机成了火球，坠向大海。值班员狂奔进指挥所报告。张爱萍捻着烟，听完摇头：“这下给总理添麻烦了。”
电报飞往南京。陈毅紧皱眉头，沉声道：“真是乱弹琴。”言下之意，美军自己找的。军委再次电令：严密戒备，不再扩事端。几日过去，第七舰队没再越线，香港的新闻发布会上，美方只含糊其辞，说是“误入台风气流”。台下记者会心一笑。
2月8日夜起，国民党开始执行“金刚计划”。在美军护航下，运兵船、渔船、乃至渔筏，一批批离港。蒋经国坐镇指挥，可心里清楚：这是一次无奈的告别。美舰远远盘旋，未敢靠近大陆岸线。张爱萍则命炮兵保持静默，“让他们自己走”。
到了2月12日拂晓，最后一艘运输船消失在海平线。前线哨兵通过望远镜确认：“敌旗已降。”黄昏，公安第16师登陆，升起了五星红旗。相比一江山的炮火，接管大陈岛只用了半天。紧接其后，北麂、南麂、蛇蟠等岛相继回到版图，沿海猖獗数年的“跳板”彻底成了废墟。
回溯这一连串推手，三点耐人寻味。其一，决心。自朝鲜停战到1955年冬，中央判断美方不敢无限扩张，敢于舍大陈先试一江山，步步为营。其二，联合。海陆空三军初建便实战合练，为日后夺岛作战提供范式。其三，心理战。政治电台、舆论通稿、外交周旋，与枪炮同样锋利。
然而也得承认，若无抗美援朝三年的淬火，决策层未必有如此笃定的底气；若无张爱萍等指挥员对美军心态的精确拿捏，浙东沿海不会如此顺利收官。历史就是在枪声与电波的交汇处转弯，一架意外闯入的飞机，不过是加速了既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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