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1月3日凌晨，美军对委内瑞拉首都发动军事行动，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对此， 阿根廷国立拉普拉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成员司芙兰（Maria Francesca Staiano） 教授在 撰文指出，美国此举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当代显现，其通过制造“永久例外状态”，将特定国家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从而为其无限扩张铺路。现将文章中文译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3200字，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
近日，拉丁美洲及整个国际社会因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侵略而震惊不已。面对这一肆无忌惮且暴力的行径，人们的难以置信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美国总统单方面采取的决策方式，不仅完全无视与本国国会的协商，更与联合国的立场严重背道而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只有安理会才有权授权使用武力。
美国的扩张已突破经济制裁或媒体恐吓等间接手段的限制，全面转向军事入侵。
这公然破坏了国际法治秩序。对委内瑞拉的入侵行为，使我们面临一场无情的觉醒——这种觉醒其实早已显而易见。正如法比安·萨尔维奥利教授所言，当今“政治领导人对正确、合法与正当的立场，完全取决于谁在做这些事，而非事情本身”。换言之，“国际犯罪行为并非不可谴责：其好坏、正当与否，完全取决于犯罪者是谁以及受害者是谁”（萨尔维奥利，2026）。
这促使我们指出，美国的这一行动实为帝国主义行径。
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中，专门用一章篇幅探讨帝国主义。作者指出，帝国主义并非殖民主义的简单延伸，而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特有的现代现象。这一现象诞生于民族国家陷入危机之际，资本主义产生过剩资本寻求新投资空间，而政治则屈从于无限扩张的逻辑。因此，帝国主义实为政治现代性的病态表现，而非其偶然偏差。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扩张不应被简单视为激进的外交政策，而应理解为“现代帝国逻辑”的体现：这种无法律约束的权力扩张，在经历了数十年选择性适用法律和例外政治管理（如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的实践后，最终演变为直接军事入侵，其背后是通过政治非人化手段实现的。
帝国主义的深层逻辑是以扩张为终极目标，无视领土、法律和道德界限。这种逻辑不仅违背法治原则，更消解了内外边界，最终将政治权力异化为毫无约束的支配权。
阿伦特将种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核心工具，这并非简单的偏见，而是为无限制统治提供正当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帝国主义从内部侵蚀民族国家，通过割裂权利与领土、制造缺乏法律保护的群体，并将某些人不享有权利的观念合法化。这种长期运作不仅动摇了国际法的公信力，更使部分国家被视作权利弱者的观念成为常态，最终为建立基于任意权力的全球秩序埋下伏笔。
美国遵循施密特的“例外国家”理论，因此扮演着非正式决策者的角色，既界定国家的“合法性”与“非合法性”边界，又确立对主权、不干涉原则及自决权的例外情形。这种例外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权力本质的真实写照——唯有能暂停法律秩序的国家，方能彰显“真正主权者”的权威。然而在全球体系中并不存在普世性的正式主权者，某些大国实际上主导着国际法的适用标准，决定着国际法何时生效、何时失效。
委内瑞拉之所以成为永久性的例外案例，是因为它被定位为一个“处于法律常规之外”的国家，以及一个国际秩序可以被暂停而不必正式宣告的空间。军事入侵正是这一例外决定的直接后果，体现了主权行使的实践。
阿甘本在批判施密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紧急状态并非暂时性存在，而是当代社会普遍采用的治理手段。这种状态意味着暂停法律效力但不废除法律，形成法律与非法律之间的灰色地带，同时催生出享有充分法律保护的特殊主体。因此，紧急状态实现了常态化——法律依然有效，但不再对所有人提供保护。
在全球背景下，我们正目睹这一现象：一些国家处于法律不确定地带；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完全游离于国际秩序之外，但也未能充分享有国际秩序的保障。制裁、选择性的政府承认以及法律战，在不诉诸战争和胁迫的情况下，造成了法律暴力。
委内瑞拉深陷这种叙事框架，被视作“国际永久例外空间”，多年来遭受的非常规措施逐渐常态化；它并非置身法外，而是通过排斥机制被纳入其中的国家。
这不仅是一场地缘政治危机，更是国际法律秩序的结构性变革。在此过程中，法律并未消亡，反而成为权力的筛选工具。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如欧洲等传统“盟友”国家）的这种退缩，“全球南方”国家纷纷站出来反对。这些国家反而致力于强化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中，中国是国际法复兴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将国际法与国内法有机衔接。通过“全面国际法治国家”理念（译者注：原文为Estad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tegral）（柳华文，2020；李林，2025），中国实际上推动了国内法与国际公法及人权规范的协调统一，完全符合联合国条约和计划所规定的国际准则。
中国主张逐步使国际关系符合国际规范，并推动建立以联合国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事实上，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都应从这一方向解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一理念彰显了我们致力于开创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旨在突破陈旧的“强者法则”逻辑，构建现代化的国际秩序。
中国在《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7周年之际发布第三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绝非偶然。该文件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与当前帝国主义阶段特有的单边恐吓、强制手段和法律例外主义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国际体系中频发的冲突、安全威胁和法律适用的不公现象，中国提出了一套基于多边主义、主权平等、包容性合作和尊重国际法的全球治理新架构。这一构想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举措得以具体落实。在此背景下，中国-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关系并非帝国主义势力的投射，而是以南方国家间战略伙伴关系为特征，致力于打破“例外主义”的思维定式，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权，推动建立真正多极化、规范性且具有进化的国际秩序。
因此，我们今天目睹的景象，堪称“美帝国主义”最残酷的终章——这个不承认“全球南方”崛起的帝国主义。全球多极化格局的演进，意味着必须接受制度变革、发展方式的革新，以及真正以国际法为准则的合作模式。美国试图通过永久战争状态将世界分割成势力范围来重振的旧有格局，实则是历史进程中的倒退，是必然演进道路上的收缩点。
（注释省略）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是中国高校第一所全球领导力学院。学院以“面向全球”“面向一流”“面向未来”为发展定位，以中外学生为培养对象，旨在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世界需求、中国需求的全球未来领导人和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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