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孔东梅给中央写信，为妈妈提出一个要求，刘英：我来帮你
原标题：1999年，孔东梅给中央写信，为妈妈提出一个要求，刘英：我来帮你
1999年3月2日清晨，北京西长安街的灯光尚未熄灭，中央办公厅来信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收到一封字迹清秀的来信，信封上落款“孔东梅”。简单的四个字，却浓缩了几代革命家的荣光与牵挂。
工作人员打开信件，第一页只写了一行——“恳请组织关注李敏同志长期医疗困难”，下面是一段工整的说明，既无哀求，也无怨语，语气平静，却不难看出字里行间的焦虑与无奈。信件立刻被呈递给当日值班的负责人，几经流转，当天下午便送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英的案头。
刘英把信放在灯下反复读了两遍，抬头望着窗外的残冬暮色，轻声说：“子珍不在了，这孩子不能没人管。”同办公室的秘书听见这句话，心里一震。刘英与贺子珍是1929年在闽西前线结识的战友，两人出生入死，情同姐妹。1984年4月贺子珍病逝，刘英还特地赶到上海料理后事。十五年过去，老人对昔日战友的后人依旧挂怀。
那封求助信，很快唤起了一段被尘封多年的往事。时间回到1984年4月13日，上海华东医院。贺子珍突发高烧，病情起伏不定。李敏接到通知后与丈夫孔令华当天夜里就飞往上海。医生一度束手无策，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提出使用“安宫牛黄丸”辅助退热，体温短暂下降，却终难挽回。4月19日上午，伴随着仪器上的心电波归于平线，贺子珍走完了她跌宕而顽强的一生。
母亲的离世，使李敏在精神上遭受重击。此前，父亲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她已历过一次巨大悲痛。父母相继离去，李敏的心里仿佛被掏空，抑郁和失眠时常袭来。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接踵而至，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往返医院。人到中年，本该含饴弄孙，她却总在病榻与回忆之间挣扎。
李敏的低调在老同志圈子里出了名。除每年父母忌日，她几乎不出门，不主动提个人困难。子女多次劝说无果，孔东梅见母亲病情加重，才决心给中央写信。她原本担心这封信会石沉大海，却没想到被刘英亲自接手。
“孩子，这事就交给我。”3月4日，刘英拨通孔东梅的电话，短短一句承诺，让电话那头的女儿眼眶通红。刘英立即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组织很快启动特别医疗保障程序，为李敏建立专项费用账户，并协调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收治。不到一周，李敏便住进了特需病房，治疗计划由三位专家根据既往病史共同制定，药费、检查费全部由中央统一结算。
李敏入院时情绪低落，对外界交流几乎关闭。医护人员按照刘英的嘱咐，除常规诊疗外，每日下午安排半小时花房散步。三月的北京仍有寒意，但小小玻璃暖房里水仙正盛。第七天，李敏主动与护士攀谈，谈起母亲奔波在赣南、闽西战场的日子；再过几日，她愿意到病区阅览室翻报纸，也肯让家人推着轮椅到院子里晒太阳。医生评价：“身心同治，比单纯加药更见效。”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审批李敏医疗保障时，还核实了孔东梅列出的多项药费单据，发现其中一部分是进口心脏支架配件费用，价格高昂。财政部随即与军队医疗采购部门对接，在同年7月把该型号支架列入军队统采目录，间接惠及了大批转业老干部。刘英后来回忆，这只是顺手之举，却体现了“把工作做细”的组织传统。
到1999年年底，李敏的血糖与血压均稳定在可控范围，心脏射血分数提高了3个百分点。主治医生建议她在天气转暖后适度参加社会活动，增强信心。12月，她第一次走进全国政协礼堂，参加老同志书画展，为贺子珍一生收藏的几幅战地速写配上说明。有人夸她气色好，她笑着回答：“刘英阿姨和医生都不准我再‘躲’了。”
孔东梅在日记里写道：“1999年，是妈妈转向晴朗的分水岭。”字迹依旧清秀，却少了缠绵的忧虑。刘英则在自己的备忘录上简单记下：“老战友在天有灵，孩子无恙，足矣。”两位女性的对望，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也让世人再次感受到革命友情的绵长和组织温度的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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