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的北京已透出寒意，海淀区一座不起眼的灰砖小院里，罗光禄握着热茶招呼客人落座。门刚掩上，他就笑着感慨：“当年你哥哥跟着李敏没完没了。”茶香蒸腾，屋里顿时静了半晌。短短一句话，把在座几人带回二十多年前那个动荡而沉重的岁月。
1976年9月9日凌晨，人民大会堂东侧长廊灯火通明。噩耗传出不到一小时，噙着泪的李敏被工作人员搀扶着回到住处。父亲溘然长逝，她脑中却只剩一个念头：得赶紧通知远在上海养病的母亲贺子珍。然而彼时的医疗组一致认为，“先稳情绪，再报实情”更妥当，于是决定暂缓告知。李敏心知此举无奈，却也只能点头。
料理遗体、安排告别仪式、接待吊唁者，事务接踵而至。半个月里，李敏几乎是靠着意志支撑。等一切告一段落，她才想起自己已经三天没阖眼。身旁的丈夫孔令华一句“你先眯会儿”刚出口，她却执意要赶夜车去上海。离京那晚，大会堂的灯光还亮着，映得她整个人瘦了一圈。
上海华东医院病房外，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守夜到凌晨。得知噩耗那刻，贺子珍止不住落泪，一把握着李敏的手，哽咽道：“你们到底还是没能多陪他。”这句听似责怪的话，让李敏彻底崩溃。那一年，她三十四岁，母亲五十七岁，命运忽然把一摞难题扔到母女二人面前。
进入1977年春，政治形势起波动，各大单位人事调整频繁。李敏所在的军事科学院刚撤下一个课题，她的编制随之冻结。丈夫孔令华转业方案也迟迟未批，夫妻俩同时失去收入来源。家中两个孩子正值上小学，学杂费一分不能少。缺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前路看不见一点光。
万般无奈下，孔令华把多年存款合计才两千多元拿了出来，决定尝试搞个小型电子配件门市部。那会儿市场观念刚露苗头，他连营业执照都跑了足足半个月。李敏觉得抱歉，身体又常年低烧，只能咬牙把里外家务抗下。白天给孩子做饭送学，夜晚守着电话，等丈夫从外地来电报平安。
偏偏祸不单行。1977年10月，贺子珍突发脑血栓左侧偏瘫。上海市委马上协调华东医院开辟单间病房，又安排护工二十四小时轮班，但李敏还是坚持隔月往返。那趟京沪列车要跑十八小时，她常拎一只蓝帆布包，包里半数是给母亲的无糖饼干。车厢摇晃里，她常把头抵在窗玻璃上发呆，一动不动就一两个小时。
到了1978年，政策开始松动。中央号召科技人员面向经济建设，孔令华的门市部奇迹般有了起色。可赚钱容易，健康难买。李敏因长期劳累落下顽疾，咽喉溃疡反复出血。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记下那张病历：“患者低烧、贫血、营养不良。”一串干巴巴的诊断背后，藏着整整两年沉重的家计账本。
说来也巧，1980年中央警卫局在筛查保健对象时查到李敏病历，给予专项医护支持。可政策只解决费用，家务仍得自己扛。孔令华平均两三个月才能回京一次，每次归来，必定先拎一大包鸡蛋、苹果往冰箱塞，然后轻声嘱咐：“实在不行就给我打电话。”话语简短，却格外踏实。
时间快进到1993年12月。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前夕，韶山方面邀请李敏参加铜像落成典礼，还预留了摄影席。邀请函送到时，李敏默默收起，轻轻摆手：“我就不去了。”对外她说身体抱恙，其实更多是心理创口未愈。孔令华理解妻子的选择，没有再劝，只在信封里夹了两句祝福请人带到韶山。那一夜，夫妻俩没开灯就坐在客厅里，屋外风声呼啸，屋里只余钟表滴答。
1999年，罗光禄已是七十出头，却仍保持着秘书时期的干练。那天他邀孔淑静来家里叙旧，茶刚倒好，话题便自然而然滑到往事。罗光禄清楚记得，自己在1949年陪同孔从洲将军赴京参加婚礼，多年后见到李敏一家经历波折，心里颇不是滋味，于是才有开头那句感叹。
孔淑静听罢，轻轻点头。哥哥孔令华当年虽遇坎坷，却从未叫过苦；嫂子李敏外表柔弱，实则把一家老小都稳在肩膀上。罗光禄随手翻开旧相册，里面有一张1975年的合影：李敏抱着孩子站在松树下，孔令华提着旅行包站在一旁，两人都笑得明晃晃。照片泛黄，却把一个时代的艰辛与坚韧定格。
回看罗老的客厅，墙上依旧挂着那面旧怀表。时针向前，尘封往事已然随风，可那份朴素的执拗依旧安稳地盛在每个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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