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孰优孰劣？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列传|宋祁|新唐书|旧唐书|欧阳修

《旧唐书》与《新唐书》优劣之争持续数百年。作为记录唐代历史的两部正史，后晋仓促修成的《旧唐书》，虽编纂粗糙，却保留了大量唐代原始史料，其本纪中的诏令、奏议尤为珍贵，成为后世修史的重要基石。北宋欧阳修、宋祁等重修《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旨，增补中晚唐人列传，却也刻意追求《春秋》笔法，讲究一字褒贬，招致“失实”之议。

宋代以后，《新唐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至清代考据学兴起，《旧唐书》价值被重新发现。乾隆四年，两书同时刊刻，共同被列入正史。

黄永年先生在《唐史史料学》一书中对新旧《唐书》优劣公案进行了梳理，使读者对两书的史料价值有了准确的认识。《唐史史料学》系统梳理了包括新旧《唐书》在内的十五类唐代史料的源流、价值和使用方法，是研习唐史的必备参考书。

《旧唐书》

《新唐书》

《新唐书》的撰修者当然认为重修的《唐书》远胜于《旧唐书》，曾公亮进书表就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把“文省事增”作为《新唐书》的一大优点。此外，《新唐书》的编修官吕夏卿还撰写了四卷《唐书直笔》，前三卷主要是仿照《公羊传》、《穀梁传》解释《春秋》一字褒贬的方法，来讲述《新唐书》某些行文措词的理由，即所谓“书法”，第四卷“新例须知”则主要讲新书废掉旧书哪些列传，增添哪些列传。据《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七史评类“《唐书直笔》”条说：“此其在书局时所建明，欧、宋间有取焉。”则并非根据修成的新书所撰写，而只是修书过程中的建议，因此其中确有许多和新书不相吻合的地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唐书直笔》已经四库馆臣加案语指出“新例须知”中列传增损和新书颇有异同，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唐书直笔新例”也指出《直笔》中所讲书法和新书不合。但至少说明撰修《新唐书》时确有志于讲究书法，否则吕夏卿不致在四卷建议中几乎用了三卷来讲书法。赵翼《陔余丛考》卷一〇“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条、《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条就找出欧阳修撰写本纪的若干书法。这种书法在《旧唐书》以及前此的纪传体正史里都是不甚讲究的，《新唐书》开始讲究，以远绍《春秋》自期，在撰修者欧阳修等心目中当然也认为是一大优点。

《廿二史札记校证》

但《新唐书》颁行不久即引起不满。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在找出新书事实上大量差错的同时，并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他主张：“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案：似当作‘书’）。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义。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间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此外，吴缜对“文省事增”的事增也提出异议，他认为增出的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而“唐人小说类多虚诞”（均见《新唐书纠谬》序）。

吴缜这些看法为后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承用，晁《志》说“议者颇谓永叔（欧阳修字）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宋祁字）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实之叹”（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陈《录》说“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虽太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铣溪体，识者病之”（辑本卷四）。

尽管有些不满的议论，在宋代以至元、明到清前期一直是《新唐书》占优势，其间只有明嘉靖时闻人诠重刻《旧唐书》时文徵明所撰写的叙里，沿用晁《志》、陈《录》旧说作了点扬旧抑新之论。到了清代中期，主张新、旧不可偏废之说才转而占上风。乾隆四年将旧书和新书同时刊刻，恢复了旧书的正史地位，《四库提要》说“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九“二书不分优劣”条说“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又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赵翼《陔余丛考》卷一〇、一一、一二，《廿二史札记》卷一六、一七、一八更花了大量篇幅对旧书和新书的增损优劣作了探讨论述，这些论述对阅读《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启发帮助。

《四库全书总目》

今天若要判定优劣，只能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衡量，则无论旧书、新书都不符合今天的要求，都是不合格的。就新书来说，虽然列传的编排比旧书较有秩序，但总是用封建正统的观念来归类，如把黄巢和发动内乱的军人安禄山、史思明、朱泚等同列，还特地加上“逆臣传”的总名。本纪的所谓“书法”，也都是以维护封建正统的立场来进行褒贬，这和《公羊传》、《穀梁传》之解《春秋》一样早为识者所抛弃，更不能看作是新书的什么优点。

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则由于本纪和列传的史料来源不同，不仅旧书纪、传间有矛盾是合理的，新书仍而不作统一也合理，因为统一了反而使异说有湮没的危险，对于今天探讨史实的真相极为不利，吴缜找出这些矛盾是很好的，对此攻击则是不对的。新书本纪学《春秋》写得那么简，甚至把旧书本纪里的诏令统统删掉，这种“文省”都是不对的，这将丢失很多宝贵的史料，如果保存这些史料的旧书不幸真的失传，新书这么做岂不造成绝大的损失！新书在承用旧书列传的同时增添了若干史料，并且增添了旧书所没有的大量的列传，尤其旧书所最缺略的中晚唐人列传，这种“事增”当然是好事，缺点是不注所增史事的出处，也不像《通鉴》那样另有“考异”以说明其史料来源，但不注出处、不作考异本是撰写正史的传统办法，新书不能突破自可原谅。新书列传最大的问题仍是“文省”，硬把旧书列传的文字压缩，往往压掉了有用的史料。再一个大问题是一味追求古雅，把旧书原来文从字顺的文字改成涩体，甚至把原来用骈体文写的诏令、奏议也改成涩体，还喜欢用许多早已死去的古字来更替常用字，弄得满纸佶屈聱牙（《陔余丛考》卷一一“《新唐书》文笔”条就举了很多这类怪例子），这样就容易使原来的史料走样，而读起来困难甚至读不下去倒还是小事。

当然，这样评论不是完全抹煞古人，古人的史学水平总难免受时代所局限。如史与史料的区别，是清代乾嘉时的章学诚首先提出来的，但仍未被同时学者所认识接受，以致像赵翼这样认真读史的学者，在评论旧书、新书的优劣时还未能把史料和史区别开来立论。因此需要在这里重作如上的评论，使读者在接触这个新旧《唐书》优劣公案时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样对阅读《新唐书》也会带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