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的一天拂晓，南头半岛尽头传来三声闷响。岩石被炸裂，泥沙翻飞，袁庚站在荒滩上，汗水混着海雾。炮声标志着蛇口工业区的开工，也宣告一场前所未有的实验正式登场。

那片滩涂原本只有几间渔舍和防波堤，夜里常能听到偷渡者划水的动静。袁庚第一次带队踏查时，同行的人半开玩笑：“这地方除了海风，什么都没有。”他笑笑：“正因为空，才装得下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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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1974年说起。那年他以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身份赴港处理招商局事务。维多利亚港霓虹闪烁，高架路纵横，这与深圳河对岸的荒凉形成刺眼对比。“香港能做到的，我们凭什么做不到？”这句自语后来被不少老友反复提起。

招商局本是李鸿章1872年创办的“洋务旗舰”，却在战乱与计划经济年代渐显沉疴。1978年10月，袁庚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送上中南海。文件以“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16字作纲，有人说措辞大胆，他却笃定：不开口，连机会都没有。

10月11日凌晨，中央批示拍板。接着，李先念在中南海接见袁庚。“给你们一块地？”李先念略一沉吟，手指在地图上一划，“那就要这座半岛吧！”袁庚心里一紧，鼓足勇气，把范围扩成2.14平方公里。会后走出西门，他才长舒一口气。

1979年夏末，第一批拓荒者进驻蛇口。没有专项拨款，只能靠招商局自筹和香港银行贷款。为了让外商相信这片滩涂能赚钱，袁庚决定先搭平台，“五通一平”一口气砸下近亿元。每走一步都在烧钱，身后却没有退路。

外资仍旧观望。袁庚干脆树立巨幅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初被要求拆掉，他又趁夜装回去。有人暗里劝他收敛点，他笑着回答：“浪费一小时利息就多亏几万港币，账很简单。”

风险逼着他继续破格。交通部系统调来的干部大多只懂船务，对洋行谈判一窍不通。他写信给中央组织部，提出公开考试招人。几周后，数十名清华、北大毕业生背着行李出现在蛇口。“师兄，南下干啥？”“挣钱、闯世界。”简短对白，当事人至今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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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人才、政策三张牌凑齐，工业区速度立竿见影。到1983年底，80余家工厂鳞次栉比，填海面积扩大到1平方公里，年产值过十亿元。质疑声虽未完全消散，却已显得气弱。

1984年1月26日，天气晴朗，海风微咸。上午十点，邓小平乘车驶进工业区。老人一路沉默，目光在码头、车间、宿舍之间切换。听完汇报，他只说一句：“蛇口快，是因为给了他们权力。”语调平和，却让在场者心头一热。

参观结束，袁庚提出：“首长，请到‘海上世界’坐坐。”那是一艘三万吨的法国邮轮改装成的水上综合体，甲板横跨涌口。邓小平登船后，笑意明显增多，在顶层甲板与随行人员合影，挥笔写下“海上世界”四字。照片后来被挂在船舱入口，成了蛇口最抢眼的地标。

这次南行把特区的争议暂时封存。第二年，国务院文件正式肯定蛇口改革经验。袁庚却没有停步。1988年1月的“蛇口青年座谈”上，外来专家指责“淘金者”逐利，他当场回护年轻人，“淘金不是罪，关键看守不守法。”一句话堵住了质疑，也让蛇口的开放气息更浓。

到1992年，招商局总资产升至200亿元，其中蛇口贡献最大。当初借的15亿港元已全部结清，本息分毫不差。有人问袁庚最得意什么，他摆摆手：“不是数字，是证明了中国人也能按市场规则玩。”

蛇口之后，珠海、厦门乃至浦东陆续登台，招商局也再次驶入深水区。那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的旧牌匾如今被妥善存放，漆色剥落，却仍刺眼。它见证了一个破旧滩涂如何被炸响的炮火唤醒，也提醒后来者：规则、胆识与行动，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