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日，湖北潜江。暮色里，潘平搬动奶奶老宅里那口上漆已斑驳的小木箱。箱底的夹层松动，一本半旧不新的笔记簿掉出来，“啪”地落到地板上。扉页只剩半截，却能清楚辨认三行字：“贾春英，1929年入党，妇女解放工作记录”。听到动静的邻居问：“小潘，捡到啥宝贝？”潘平抓着那本簿子愣在原地，心里只冒出一句话——奶奶究竟干过什么？
第二天，他把笔记送到当地档案馆。工作人员查阅内部名册后放慢了声音：“你奶奶就是‘双枪春姐’？”接下来的一切，让潘平仿佛走进一段尘封的战火年代。
时间往回拨到1912年2月，汉水北岸的一个小村子。女婴贾春英出生不到三天，便被抱进姑母家，成了童养媳。那个年代，童养媳是活物也是嫁妆，没有姓名的尊严。四岁学着挑水，八岁砍柴，十三岁面黄肌瘦却还要下田。日复一日，命运就像磨盘一样碾着她。可没人想到，这个抬不起头的小姑娘后来会让整个襄阳城的反动军警如临大敌。
1925年秋，一场暴雨改变了轨迹。她顶着竹篾斗笠跑山路，脚下一滑跌进泥沟。一个撑伞的青年把她扶起，低声说：“表妹，别怕。”那人叫罗冠国，在武汉读书，已是中共地下党员。雨水打着瓦楞哗啦啦直响，罗冠国的那句话却掷地有声：“人的命，得自己争。”贾春英听得懂，也听不全，只记住“争”字——那是她第一次把命运与反抗联系到一起。
罗冠国没停留，回乡时却带来几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妇女解放》。傍晚，他点灯在草堂里给乡亲讲“打土豪、分田地”，讲“妇女不再裹脚”，不少人当稀奇的故事听。贾春英蹲在门外，火光映在她瘦削的脸上，眼神慢慢亮了。半年后，她偷偷在罗冠国的介绍下加入了党组织，年仅十七岁。
1929年春，贾春英奉命到襄河一带发动妇女。最难的不是敌人的刺刀，而是家族的眼神和乡亲的指指点点。她一句句劝：“拆掉裹脚布，先让脚迈出去。”有意思的是，最先跟着她学识字、练体操的，竟是几位平日严苛对待她的老妯娌。思想一旦松动，旧秩序便裂开了缝。
1931年秋，国民党清乡，贾春英和两个女同志奉命转移枪支，途中遭伏击。她左右开弓，两把汉阳造打得敌人不敢抬头，从此江湖上有了“双枪春姐”的外号。消息传开，不少妇女悄悄缝起子弹袋，誓要跟着她闯天下。
可风头越盛，危险越近。1933年冬，她在枣阳被叛徒出卖，押进土牢。敌人轮番威逼：“说出联络点，饶你不死。”她冷笑一句：“要口供，自己去找。”鞭笞、老虎凳、辣椒水，样样用过。守卫悄悄议论：“这婆娘比男的还硬。”整整七个月，她一字未吐。后来日军步步逼近，地方当局忙于应付战事，才把她押解出城准备就地枪决。恰在此时，伏击的游击队及时赶到，枪声大作，她趁乱脱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贾春英重回队伍，被派往鄂西前线宣传队同时兼任联络员。那一年她二十五岁，弹孔第一次留在身体上。武装行军间隙，她与通信员潘涛相识，两人并肩转战宜昌、恩施。1939年初，简单的火油灯下，他们对着一张自制的红布小旗互致誓言便算成婚。婚后不到半年，潘涛随部队东进，1943年在常德会战中牺牲，留下未出世的孩子和一封写在草纸上的短信：春英，活下去，看见胜利。
1945年抗战结束，贾春英转赴解放区，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她领着刚会走路的潘浩，在乡间巡回开会，拆纱脚布、练刺枪术、缝军衣。当地老百姓常说：“春姐一喊，满村都热闹。”1949年4月武汉解放，她所在的鄂西支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贾春英随部队入城。建国后，她婉拒组织安排的优厚工作，转复原籍，挑起农具回到田间，“地里缺不了人，我能拿锄头。”
从此，她再没提过战场，也不提“春姐”外号。1984年9月27日，72岁的贾春英在自家竹床上安静合眼。整理遗体时，家人才注意到肩胛骨旁那浅浅的凹陷，旧伤早与肌肤融为一体。
那本笔记为何半本？1947年南征途中，部分被炮火烧毁，仅剩她手抄下的姓名与日期。档案馆的人告诉潘平：“你奶奶的个人事迹，组织当年只留了三页，只字未夸，但句句属实。”斑驳纸页中，每一次调动、每一次受伤都能对上史料的坐标。
潘平把笔记复印装订，放回那个小木箱。他没有重新刷漆，木面上那些划痕像极了奶奶走过的山路——深一条浅一条，却都指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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