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的太行山，战火渐息，年方十七的山西武乡青年纪登奎跟着牺盟会干部翻山越岭运送物资。那时的他想不到，四十年后自己会站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坦然对宋任穷说出“坚决服从中央安排”八个字。

抗战岁月给了纪登奎最初的洗礼。枪炮声中，他学会了用最简陋的条件动员群众、组织生产，也练就了记账、写材料、做调查的本领。薄一波形容他“手脚麻利，脑子也灵”，把他放在牺盟会的骨干位置。正是这些基层淬火，为他日后进入高层打下了难得的群众根基。

1951年4月，毛主席南巡经停许昌，专列上一场半小时的汇报会，改写了28岁纪登奎的仕途。面对临时点名，他背数字、摆对策，一口气说完全区春耕备耕的“算盘账”。毛主席把茶杯往桌上一扣，笑着对身旁同志讲：“这个小纪记得清。”传到地方，宣传部长纪登奎立即被推到地委书记的位置，《人民日报》头版那篇“学习许昌经验”紧跟其后。

六十年代初，他已是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连年灾荒，他带队跑遍嵩洛陕交界的旱区，摸索“粮棉轮作”，算账依旧精准。地方干部有句调侃：“纪书记脑子里装着两本账，一本给中央看，一本给自己琢磨”。这种善于平衡的作风，在1967年的风浪中救了他。省委被“夺权”后，他被隔离了半年。9月毛主席专列经过郑州，旧友相见。主席握手时笑问：“挨整怎么样？”纪登奎答：“喷气式也锻炼肺活量。”一句玩笑让车厢里气氛松快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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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九大，他被点名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发言，同台的是陈永贵、王洪文、尉凤英等。外界只看到光环，没注意到他发言稿改了七遍，字斟句酌到凌晨。九届一中全会后，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很快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周恩来常常让他把关文件草稿，“纪登奎的数字比算盘珠子还准”在国务院是共识。

1970年12月，毛主席一句“掺沙子”，把这位文官推到北京军区政委的位置。军里不少老将心里嘀咕：一个只带过地方民兵的干部能行吗？纪登奎先跑兵站、再进师团，三个月摸清装备家底，随后主持整编，稳住了当时情势微妙的京畿重镇。李德生后来回忆：“他不懂战术，却懂得听取专业意见，这比空喊口号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纪登奎反复向身边人念叨：“手握军权固然荣耀，可和平时期更要服从大局。”1978年春，他第一次向邓小平提出辞去军区政委，理由只有一句，“我的专长在宏观协调，不在指挥打仗。”小平婉拒。次年，他又找吴德商量，吴德劝他别急：“中央现在讲只进不出。”两人把话题放下，却都明白潮流已不可逆转。

1980年2月，距离十一届五中全会还有四个月，宋任穷与王鹤寿奉命做最后的沟通。人民大会堂西楼，宋任穷开门见山：“中央考虑干部新老交替，你的能力没人怀疑，但班子需要调整。”纪登奎端茶，平静回应：“坚决服从中央安排。”这句答复一锤定音。会后，他主动写报告，请求免去政治局委员、国务副总理等职务。五中全会通过决议，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几位老将同日退位，新一届领导班子就此成形。

离开高层岗位后，纪登奎仍被留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部级研究员”。1982年至1985年，他带队跑了18个省区，总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中的新问题，给中央递交六十余份调查报告。安徽凤阳一位包干户在汇报会上直呼纪老“懂庄稼话”，场面颇为质朴。

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动笔写完那两本回忆录。1988年7月13日夜，心脏病突发，68岁的纪登奎在北京离世。桌上放着未完成的调研提纲，页眉写着一句话——“数字要准，逻辑要清，笔要对群众负责”。熟悉他的人都说，这八个字，其实就是纪登奎一生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