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办公桌上，压着一封来自华南师大研究生的来信。
郑炎潮没闲着。他跑去广州街头转悠，看个体户怎么做买卖。1980年春天起步的个体户，到年底已经雇了不少人。有个卖鸡的老板，从8亩鱼塘干起，后来雇了二十来个工人，生意越做越大。按当时的政策，个体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了，就是"剥削"，就是"资本主义"。
可郑炎潮在街头看到的现实是：不雇人，生意做不起来；雇了人，又会被扣帽子。这个矛盾，卡住了广东所有想做大买卖的个体户。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算过账，说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但郑炎潮觉得这个说法跟广东的实际情况对不上。改革开放刚起步，到处都是机会，个体户想扩大规模，就得雇人干活。难道让他们永远守着"8个人"的紧箍咒？
就在郑炎潮为毕业发愁的时候，任仲夷也在为广东的个体户发愁。
任仲夷1980年秋天调到广东当省委第一书记，还兼着军区政委。他一到广东就发现，这里的个体户雇工早就超过8个人了。雇十几个的有，雾几十个的也有，甚至有人雇了上百个工人。按政策，这些都该"纠正"，都该"制止"。
但任仲夷心里清楚：这些个体户干得好好的，创造就业，活跃市场，凭什么要打压？可上面的政策卡在那儿，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1982年初，情况更麻烦了。广东高要县有个农民叫陈志雄，承包了497亩鱼塘，雇了固定工5人，临时工上千个工日。这事儿被《人民日报》拿出来讨论，全国都在盯着看。有人写了调查报告，说陈志雄这是"资本主义经营"，得制止，得纠正，还得全省通报。
报告送到中央，高层领导批示下来：如果真是这样，就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必须制止。
任仲夷接到批示，压力山大。他让社科界赶紧研究，看看到底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被卡住。
一周后，电话来了。
研究生处办公室找不到郑炎潮，就留了联系方式，说省委书记要见他，让他当晚打电话过去。同学们都懵了：省委书记找个研究生干什么？还要面谈？
第二天下午三点，郑炎潮赶到省委大院，直接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
任仲夷还说了更关键的话：我们要围绕你的观点制定政策，给它取个正式名字，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两个人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任仲夷告诉郑炎潮，广东准备先行一步，制定支持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果有可能，他到北京后会向中央领导反映广东的做法，希望能把这一政策推广到全国。
郑炎潮的命运，因为这次见面改变了。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私营经济，终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承认。
最关键的一步，在1988年4月。
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了新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私营经济，写进了宪法。
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明确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到1988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经有90581户，从业人员164万人，注册资本84亿元。个体工商户更是达到1453万户，从业人员2305万人，注册资本312亿元。
从1982年郑炎潮寄出那封信，到1988年私营经济写入宪法，整整6年。
这6年里，争论没停过。有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有人说这是背离社会主义。但历史证明，私营经济不仅活下来了，还成了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2年那个春天，一个研究生的困局，碰上了一个省委书记的决心。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的两小时谈话,推开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大门。
这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没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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