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却足够把一个天天哭到半夜的人，变成能笑着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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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守寡那阵子，她最怕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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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钟一响，就得面对“今天也没他”的空床。

女儿的小袜子丢在玄关，她盯着那团粉色愣半天，好像袜子能开口喊爸。

后来干脆把袜子塞进抽屉，眼不见为净，可半夜又翻出来，捏在手里睡，第二天掌心全是线头印。

第二年稍微好一点，能正常买菜了，也能听别人聊老公不立刻红眼眶。

但回家经过医院那条路还是绕远，怕闻消毒水味，怕看见推轮椅的护工——那味道和画面一出现，她就回到签字放弃抢救的傍晚。

真正的转弯发生在第三年。

她收拾阳台，从旧羽绒服口袋里摸出那张折得方方正正的出院小结。

纸已经发黄，边缘被老鼠啃得锯齿状，上面一行字被水渍晕开，还能认出“疼痛难以控制”。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原来老天不是抢人，而是提前把最疼的环节截胡。

他走的那天，疼就停了，只是活着的人没来得及松手。

想通以后，她没哭，把小结折回去，顺手把羽绒服也塞进捐赠袋。

当天晚上，女儿第一次说“妈妈你笑起来像没戴眼镜的奥特曼”，她听完笑得比奥特曼还傻。

后来日子还是日子。

水电费照交，家长会照去，自行车胎爆了也能蹲在路边自己换。

她没再刻意“走出来”，只是不再把回忆当手铐。

偶尔深夜刷到“延长哀伤障碍”的科普，她对照条目划钩，发现大部分已经打叉，才晓得自己原来跑在平均线上——普通人想复原，就是得晃悠两三年，急不得。

有人问她怎么熬，她答得极简单：

“先承认疼，再承认疼不会死人，然后每天做一件最小的事——洗个碗、倒个垃圾、给孩子梳顺一根打结的头发。

做着做着，天就亮了。

中国两千万户单亲家庭，不缺故事，缺的是把故事讲完的勇气。

她讲完自己的，顺手把小板凳让给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