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蒋介石的荒唐赌局：用盗墓贼和汉奸凑齐十万大军，结果输得连底裤都不剩
1938年深秋，重庆的雾气大得吓人，仿佛怎么都吹不散。
蒋介石坐在办公桌前，对着那张华北地图，头疼得要把脑壳炸开。
武汉刚刚丢了，虽然日本人暂时也没劲儿继续猛攻，但他一点都笑不出来。
地图上的河北跟察哈尔，国民党的正规军跑得比兔子还快，日本人还没站稳脚跟，那支戴着“八路军”臂章的队伍，却像水银泻地一样，把那些空白全都填满了。
要是再不搞点动作，那两块地盘怕是连青天白日旗的影子都要找不到了。
这时候，老蒋被逼急了，捏着鼻子搞出了一个极其魔幻的操作。
手里没正规军可用怎么办？
他居然去垃圾堆里找宝贝，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他平时正眼都瞧不上的“旁门左道”。
于是，一支由盗墓贼、职业倒戈将军和失意旧官僚拼凑出来的“敌后游击大军”，就这么粉墨登场了。
说起来，这事儿得往前倒几个月。
当时中央军刘峙那帮人，稍微一接触日军就溃不成军，河北那边实际上成了权力的真空地带。
正规军撤了，但地还在那儿摆着呢。
蒋介石当时的心态，日记里写得明明白白，就怕“共党趁机坐大”。
既然正规军进不去，那就玩阴的，搞“以毒攻毒”。
他在北方那堆破铜烂铁里扒拉了半天，硬是找出了三张“王牌”。
第一张牌，是个典型的“伪君子”，叫张荫梧。
这人以前是阎锡山的红人，当过北平警备司令。
中原大战阎锡山输得底裤都没了，张荫梧也就灰溜溜回了老家博野县。
这人特别能装，回家不谈打仗，办起了“四存中学”，看着像个乡村教育家。
但这都是演给外人看的，骨子里这就是个不甘寂寞的野心家。
抗战一爆发，这货立马撕下面具，把学校里的老师学生组织起来搞军训，打着抗日旗号四处收编地方武装。
才一年功夫，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到了三万多人。
蒋介石看中这人跟八路军不对付，大笔一挥，给了个“民军总指挥”的头衔。
张荫梧有了中央的背书，腰杆子那是瞬间硬了，在山西、河南横冲直撞，甚至把枪口对准了抗日友军。
这就像是给一头饿狼发了张“护林员”的证件，指望它去守羊圈，简直是天方夜谭。
第二张牌，更离谱，是一张“流氓牌”，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东陵大盗孙殿英。
这就太讽刺了。
一个因为挖了慈禧太后坟墓被全国人骂成筛子、后来又贩毒的土匪头子，居然成了蒋介石眼里的“敌后依靠力量”。
孙殿英这人，信条就四个字：奶即是娘。
谁给饭吃跟谁混，毫无节操可言。
之前蒋介石想借刀杀人，派他去青海，结果被马家军打得全军覆没。
按理说这种人早该废了，但乱世居然给了他第二春。
他在太行山那边，利用旧部关系，收拢了一帮溃兵和土匪，硬是凑了两万人马。
蒋介石这时候也是真的不嫌手脏了，只要能给共产党添堵，土匪也能当司令。
第三张牌，是一张“叛徒牌”，叫石友三。
在民国军阀圈子里，论人品烂，石友三敢说第一，没人敢抢。
他是冯玉祥的马夫出身，结果三次背叛冯玉祥，中间还投靠过阎锡山、张学良，甚至1933年就跟汉奸殷汝耕勾勾搭搭。
这种满身汉奸味儿的人，蒋介石为了在河北安插钉子，竟然也照单全收。
石友三利用老长官宋哲元的关系，在冀北拉起了第69军的架子。
这三股势力，一个是想复辟的旧官僚，一个是找活路的土匪，一个是待价而沽的小人。
这就是蒋介石准备用来“收复失地”的全部本钱。
为了把这几块烂泥捏成团，1938年9月，蒋介石祭出了最后一招——派出一尊“大神”去镇场子。
他选中了鹿钟麟。
鹿钟麟是冯玉祥当年的“五虎上将”，资历老，威望高。
老蒋让他当河北省主席兼游击总司令。
这招看着挺高明，短短两个月，账面上的兵力就到了惊人的十万之众。
你看这数据，十万大军啊，好像国民党在敌后瞬间就支棱起来了。
但稍微深挖一下就知道，这不过是个巨大的泡沫。
这十万大军，除了消耗老百姓的粮食、制造摩擦之外，对抗战几乎是零贡献。
他们到了敌后，不是打鬼子，而是忙着抢地盘、收税、甚至跟日本人做生意。
这些所谓的“国之干城”，本质上就是一群披着军装的蝗虫，所过之处，民心尽失。
结局更是讽刺到了极点。
这支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杂牌军”，最后演了一出出丑剧。
那个“倒戈将军”石友三，因为又要勾结日本人，被自己的部下高树勋设计扣押，直接活埋在了黄河岸边。
那个盗墓贼孙殿英，1943年居然带着几万人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等到抗战胜利，他又摇身一变投靠蒋介石打内战，最后被解放军俘虏，死在了战犯管理所，终年63岁。
至于那个“伪君子”张荫梧，把精力全放在了搞“反共摩擦”上，最后在博野搞出了惨案，彻底把自己搞臭了，也没落得个好下场。
蒋介石以为只要有人、有枪、有番号，就能在敌后站住脚。
但他唯独忘了一件事：敌后抗战，拼的不是谁更流氓，而是谁能跟老百姓一条心。
当1938年的寒风吹过华北平原时，这支看似庞大的“游击大军”，其实早就给自己挖好了坟墓。
这十万人的喧嚣，最后连个响声都没听见，就这么在历史的尘埃里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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