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台北阴雨连绵。蒋介石坐在士林官邸的藤椅上，翻阅当天的报纸：解放军将领陈赓病逝，终年五十八岁。看完讣告，他沉默良久，开口对侍从说：“天下若无陈赓，我也未必能活到今日。”昔日师生恩怨，在这场春雨里，忽远忽近。
时间拨回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开学的清晨，陈赓披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迈进校门。年仅二十三岁的他，出身湘军，既会舞刀弄枪，也能谈笑风生。短短数月，他的嗓门、胆气与枪法在同学中声名鹊起，连负责军事教务的蒋介石都拍着他的肩膀说：“好男儿，得多磨练。”那时的他们，一个是兵学教官，一个是首屈一指的学生，谁也想不到往后竟要分道而行。
一九二五年十月的华阳挫败，是两人命运的第一道交叉口。当蒋介石被溃兵冲散、独自陷入陈炯明部队的火网时，担任警卫连连长的陈赓强行夺走他的佩枪，将他扛起涉水突围。蒋介石浑身湿透，问他为何冒险。陈赓喘着粗气答：“校长若有失，东征谁来断后？”一句话，救回的不止是一个军人，更救下了一线命脉。事后嘉奖大会，蒋介石以罕见的激情宣称：“此子，黄埔之魂。”并递上侍卫参谋任命状，外加五百大洋。陈赓笑纳后，将银元转手捐给地下党人——那是他的入党日。
中山舰风波后，黄埔校园风声鹤唳。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愿留校，必须脱离共产党。”很多年轻人左右为难，陈赓却在食堂门口张贴入党声明，当晚便收拾行囊离开。多年后，他回忆道：“心里只觉得轻松，路虽险，总算真正上路了。”这一别，让蒋介石心底的惋惜迅速转化为警惕：昔日救命恩人，如今成了对手。
一九三三年春，陈赓在上海养伤时被捕。得悉此讯，正在南昌布防的蒋介石当夜飞电下令：“即日押来。”初见面，蒋介石先是寒暄，又突然抛出诱饵：“回我身边，当个军长如何？”陈赓抱拳答：“国、共之争，非官阶可解。”蒋介石沉下脸，“悔过书写不写？”“恕难从命。”对话不过几句，气氛僵至冰点。临行前，蒋仍吩咐侍从：“善待他，或有转机。”未料宋庆龄、宋希濂等人接连上书，再加蒋介石心底那份旧情，陈赓最终被“意外”放脱。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赓率新编第三八六旅东进太行，于平型关一役打得日寇哀鸣。另一边，胡宗南率第一军与日军鏖战陕西，却屡次受制于粮械调配。蒋介石常把这两支部队放在一起比较：一支人少、弹缺，却还能撕咬制敌；一支号称“中央军王牌”，行动却束手束脚。由此埋下了那句著名的比较——“五个胡宗南，都比不过一个陈赓”。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进程突飞猛进。胡宗南精锐二十余万压向陕北，本以为能“一举擒共”。然而陈赓、谢富治在晋南灵活穿插，先打运城，后袭临汾，再跳到豫西截断西安后路，胡宗南转攻为守，十万大军成了“救火队”。洛阳失陷那夜，蒋介石拍案而起，“为何又是陈赓？”随行参谋不敢作声。一个星期后，他对蒋经国自语：“这才知他厉害。”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在南京日理万机，眉头却因华东战场迟迟不稳而深锁。陈赓指挥三兵团长驱直入，两个月连下淮阳、开封。胡宗南率残部东逃，蒋介石望着地图，一小时之内连换三支雪茄。四月二十五日，渡江后解放军席卷江南，他意识到大势已去，五月二十日飞往台北。
抵台不久，他与蒋经国夜谈，窗外海风呜咽。蒋介石指着墙上的大陆地图，突然说道：“胡宗南我用了二十年，还不如陈赓半年之功。”蒋经国低声劝慰，换来父亲一句闷哼：“当年若非我心软，他断无今日之能耐。”
到了五五年，蒋介石在日月潭畔接受苏兹贝格提问。对方问起“黄埔三杰”，他只字不提陈赓。深夜回到寓所，蒋经国问：“为何回避？”蒋介石摆手道：“宣之于口，皆是羞愧。”
陈赓病逝的那年，蒋介石派人布置灵堂，放着黄埔校歌。有人不解，他解释：“这是对一位真正军人的敬意。”风烛残年的老人望着灵位，似在与旧日学生默语。传言他轻声嘀咕：“若把信念拆开，咱们何至于此？”这句话，无从考证，却在台北政坛流传甚广。
回顾两人的轨迹，师恩、恩怨、惺惺相惜，终归系于各自的理想与立场。蒋介石的感慨里，有愤懑，更有难以言说的认可；而陈赓的一生，则早在中山舰事件后写下注脚——信仰高于生死，是非成败，再无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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