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澳门，空气里都飘着火药味和海腥味。
有一艘装满盘尼西林、汽油和橡胶的货船，硬是像条泥鳅一样钻过了西方国家的层层封锁，悄咪咪停靠在了码头。
这时候，澳门商界都在疯传一个名字——柯正平。
这位“南光行”的大老板，不仅手眼通天，更是把生意做到了朝鲜战场，据说志愿军手里的急救药，一大半都是他搞定的。
但谁能想到呢，这位在生意场上杀伐决断的“红色资本家”，此时正坐在镜湖医院的院长室里，冷汗把后背都浸透了。
坐在他对面的，是他的亲三哥，镜湖医院院长柯麟。
在澳门人眼里，这哥俩一个是掉进钱眼里的商人，一个是救死扶伤的活菩萨，虽然是亲兄弟，但走的完全是两条道。
可就在几分钟前，这位平日里温文尔雅、只知道看病的医生哥哥，突然摘下眼镜，漫不经心地说出了一个代号——“特科10号”。
那一瞬间，柯正平整个人都麻了。
他隐姓埋名搞了二十年地下工作，防天防地防特务，结果万万没想到，这哪里是兄弟叙旧，分明是两条深海巨鲨在水面换气时撞了个正着。
这事儿吧，得往回倒三十年，从那个乱得一塌糊涂的1920年代说起。
那是广东海丰，柯家在当地那是响当当的豪门，钱多得能把人埋了。
老爷子给三少爷柯麟安排了一门亲事，指望他光宗耀祖。
结果这柯麟也是个狠人，为了逃婚去广州学医，愣是跟家里闹翻了。
关键时刻，家里最小的弟弟柯正平干了一件让全家破防的事——这小子钻进老爹床底下，偷了整整200块大洋，一股脑全塞给了三哥。
大家可能对当时的200大洋没概念，我查了一下购买力，这钱在当时足够在北京买套小四合院，或者是普通五口之家好几年的生活费。
这二百块大洋，不仅买断了豪门的安逸，也买下了两张通往中国革命最隐秘战线的单程票。
后来的剧情，简直比现在的谍战剧还离谱。
柯正平没接老爹的班，反倒受了彭湃的影响，1927年也跟着这股浪潮走了。
他在香港开了家“柯记烟丝店”，表面上是做买卖，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交通站。
他每天都在跟各路牛鬼蛇神打交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那时候他最怕的不是特务，而是怕身在上海当医生的三哥知道。
在他心里，三哥就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要是知道亲弟弟在干这种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活，指不定得吓成什么样。
为了不让哥哥担心，柯正平每次写家书都得从头编到尾，聊生意、聊天气、聊哪家的姑娘漂亮，就是不敢聊信仰。
他觉得自己特伟大，是给哥哥遮风挡雨的大树。
可实际情况呢？
简直是降维打击。
当柯正平在香港卖烟丝的时候，他以为“柔弱”的三哥柯麟，其实正在上海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
柯麟的诊所，那是中央特科的秘密据点，周恩来、陈赓这些大佬常来常往。
更绝的是，1929年那场轰动上海滩的“白鑫叛变案”，协助“红队”锄奸、在此布下天罗地网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代号“10”的柯麟。
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弟弟在香港为了几十块钱经费愁得睡不着，担心哥哥受惊吓；哥哥在上海一边给特科领导看病，一边策划怎么干掉叛徒，心里还在想：我家老四单纯，可千万别卷进这乱世里来。
这就好比你在新手村刷怪，结果发现你哥已经是满级的大号了。
这两兄弟，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互相演了二十年的“双盲戏”。
抗战爆发后，组织安排柯麟去了澳门接手镜湖医院。
这哥们儿也是神人，凭借一手好医术，把澳葡政府的高官、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治得服服帖帖，成了澳门事实上的“影子教父”。
后来柯正平也被派到澳门组建南光公司。
在那也就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两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依然互相飙戏。
柯正平看着哥哥跟那些反动派高官推杯换盏，心里估计没少嘀咕：“三哥怎么堕落成这样了？”
柯麟看着弟弟在商场上跟人为了几分利锱铢必较，八成也在叹气：“老四终究还是染上了铜臭味。”
这层窗户纸，一直捅到了1949年。
新中国都要成立了，柯正平觉得时机成熟，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准备向这位“只会看病”的哥哥摊牌。
结果他刚开了个头，准备接受哥哥的“思想教育”，柯麟就笑了，轻描淡写地把底牌亮了出来。
那一刻柯正平的心情，估计跟坐过山车一样。
震惊、羞愧、狂喜，各种情绪混在一块儿。
原来那个拿了他200大洋去读书的哥哥，走得比他更远、更深、更险。
这俩兄弟一合体，那能量简直吓人。
抗美援朝那会儿，柯正平负责搞物资，像什么橡胶、汽油、无缝钢管，源源不断往内地送；柯麟就利用他那通天的人脉搞统战。
后来人称“澳门王”的何贤先生（何厚铧的父亲），遇到大事都得先问问柯麟的意见。
可以说，澳门能平稳过渡，这哥俩功不可没。
回顾这段历史，最让人感动的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是这种默契到骨子里的家族信仰。
他们瞒了一辈子，骗了一辈子，最后才发现，原来大家拿的剧本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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