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2日一大早，南京的天阴得像块破抹布，湿冷湿冷的。
距离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满打满算也就剩下最后十天。
这时候的南京老虎桥监狱，那气氛简直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骂骂咧咧地穿过满是霉味的走廊，手里攥着那个鲜红的死刑执行令，枪栓拉得哗啦啦响。
他们的目标是重刑犯牢房里的那条大鱼。
可当这帮人一脚踹开那扇生铁铸的大门，全都傻眼了。
里面除了一张乱七八糟的板床，连个鬼影都没有。
这不仅仅是一次越狱，这简直就是在特务们的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
消失的这个人叫范纪曼。
这人在当时的南京城，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你要去查他的档案，能把你吓一跳：黄埔军校毕业，留过洋，精通好几门外语，还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代理少将。
可特务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坐着小汽车、穿着将官呢子大衣上班的“范长官”，居然是潜伏了17年的中共特工。
很多人觉得，1949年4月国民党都要崩盘了，监狱里肯定乱成一锅粥，跑个人还不简单？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那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特务们早就杀红了眼，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狗状态。
那时候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
范纪曼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挖地道、没搞暴动，就在几十把冲锋枪的眼皮子底下玩了一出“金蝉脱壳”，这操作简直是在大气层。
这事儿还得从一本要命的笔记本说起。
1949年3月，上海那边出了岔子。
一位叫沈寒涛的联络员被捕了，特务在他家里搜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的全是代号。
特务们顺藤摸瓜，查来查去，线索全指向了南京国防部的那位范少将。
抓捕那天，特务们其实心里也发虚。
毕竟人家肩膀上扛着将星，要是抓错了，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那帮人冲进范纪曼办公室的时候，领头的还得赔着笑脸，说是请长官去“核实个情况”。
范纪曼是干大事的人，这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
但他愣是像没事人一样，整理了一下军装，还在车上跟特务们谈笑风生。
这种心理素质，普通人真学不来。
这就好比你在公司挪用了公款，警察都上门了，你还能淡定地跟人家聊昨晚的球赛。
进了审讯室，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特务们也不装了，老虎凳、辣椒水、电刑，只要是能折腾人的招数，全给招呼上了。
但范纪曼是个硬骨头。
他早年参加过北伐，在汀泗桥战役里那是真刀真枪跟军阀拼过命的，一条腿都被打断过，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
不管特务怎么审，他就是一句话：“老子是国防部少将，你们这是搞政治陷害！
再敢动我一下，我就直接给蒋委员长写信！”
这种时候，谁先怂谁就输了，拼的就是一个心理博弈。
这一招“反客为主”还真把特务们给镇住了。
他们一边想弄死他，一边又怕万一真是搞错了，这少将的怒火谁也承受不起。
就这么僵持着，一直拖到了4月中旬。
这时候前线彻底崩了，国民党高层下了死命令：清理监狱里的“政治犯”。
范纪曼的名字，直接被画了个大大的红圈。
执行枪决的时间，定在了4月12日。
这消息传到牢里，一般人估计早就吓瘫了。
但范纪曼脑子里转得飞快。
他并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拿个小勺子挖地道，因为时间根本来不及。
他用的是脑子和那一身还没废掉的武功。
他早就观察好了。
这老虎桥监狱看着森严，其实有个巨大的bug。
他那间牢房离西边的围墙特别近，而那段围墙因为年久失修，上面的电网早就成了摆设。
更重要的是，围墙外面是一片荒废的菜地，只要翻过去，就是活路。
4月11日晚上，南京城下起了瓢泼大雨。
那雨大得，面对面喊话都听不清。
这对于范纪曼来说，简直是老天爷在给他打助攻。
计划开始的第一步，是装病。
范纪曼懂医术，他愣是把自己逼得脸色惨白，在地上疼得满地打滚，那一身冷汗流得跟真的一样。
看守是个老兵油子，本来就因为下雨心情不好，一看这快死的“少将”大半夜折腾，心想反正明天就要吃枪子了，别死在今晚给自己找晦气。
于是骂了几句，极不耐烦地挥手让他去上厕所。
那个年代监狱的厕所，通常就在监舍的角落里，虽然简陋，但恰好是视线的盲区。
进了厕所，这才是真正玩命的时候。
范纪曼早就盯上了牢房里的一块旧床板。
那是那种老式的硬木板，死沉死沉的。
趁着外面雷声轰隆隆的，他咬着牙，拖着那条受过伤的残腿，硬是把那块木板弄到了墙根底下。
这活儿，换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都不一定干得利索，更别说一个刚受过酷刑的中年人。
他把木板斜着搭在墙体的一个凹陷处，那个角度其实非常危险，稍微一滑就是个死。
这时候，他当年在黄埔军校练出来的底子救了命。
他像只壁虎一样，踩着湿滑的床板，屏住呼吸，一步一步往上挪。
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混着血水和泥水。
那一刻，墙里是地狱，墙外就是人间。
生死之间，往往就隔着一块发霉的木板。
他爬上墙头的那一瞬间，探照灯正好扫过去，但雨幕太大了，那道光柱在雨里变得模模糊糊。
范纪曼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彻底消失在了南京的茫茫夜雨里。
等第二天行刑队发现的时候，人早就没影了。
气得那个监狱长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保密局的那帮特务更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城里乱撞。
出了监狱大门并不代表就安全了。
按照之前秘密约定的计划，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冒着极大的风险，开着一辆接应的汽车停在了附近的隐蔽处。
当范纪曼浑身是泥、一瘸一拐地钻进车里时，接应的同志看了半天都没敢认。
那个平日里风度翩翩、在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范教授”，此刻狼狈得像个乞丐。
没错，范纪曼还有个身份，是教授。
这人简直是个全才。
他不光会打仗、会搞情报，德语、日语、俄语说得溜得不行，油画画得能进展览馆，诗词写得也是一绝。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文化人，竟然是在敌人心脏里插了17年的钢钉？
据说，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搞到过日军准备突袭苏联的绝密情报。
这份情报通过延安转给莫斯科，斯大林看了之后，才敢把西伯利亚的精锐兵力调回欧洲战场去打希特勒。
虽然后来档案里对这事儿记载得模模糊糊，但足以证明，范纪曼这人的段位，绝对是战略级的。
越狱成功后的范纪曼，也没闲着。
新中国成立后，他脱下军装，回到了他最喜欢的讲台，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
你很难想象，那个在排练房里给学生们讲西方戏剧史、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老头，曾经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完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自我救赎。
这事儿说起来，真比现在那些神剧精彩多了。
没有什么飞檐走壁的特效，也没有什么主角光环，有的就是一个信念坚定的血肉之躯，在绝境里拼出的一条生路。
后来有人问过他，当时怕不怕？
范纪曼只是笑了笑，没多说什么。
其实哪有不怕死的人啊，只不过有些人觉得，有些东西比命更值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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