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二月，寒风正紧，江苏如东县的掘港镇北郊刑场格外肃杀。人群里挤满了从各公社赶来的乡亲，他们要亲眼看看那个曾被视为“能干干部”的女人如何走到生命尽头。
谁也没料到，十年前还在算盘上翻飞指尖、被同行当作业务尖子的马塘信用社会计汤兰英，会以“贪污犯”的身份被推上枪口。更想不到的是，这笔四万五千余元的巨款，竟差不多相当于一千多名农民一年的口粮钱，等于把半个马塘的血汗收进了自己口袋。
说起汤兰英，老南通人常喊她“汤二候”。排行老二，又性子泼辣，这外号带着几分戏谑。她1945年出生于如东一户殷实农家，衣食不愁，天生爱打扮。熟人回忆：“小姑娘总是踩着亮皮鞋，晒得让人羡慕。”这种从小被惯出“要风得风”的性子，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十岁那年，她考进马塘信用社。六十年代农村能端上“铁饭碗”已是天大的体面，父母逢人便夸：“我家二姑娘进了银行，有前途！”然而，外人看不见的是，账房里成摞的钞票每日从她眼前晃过，一点点撩拨着欲望的火苗。
最初，她只是偶尔挪一两块“周转”，发工资后再补回。几次得手无人觉察，心里那道闸门彻底松了。短短两年，她换了三处单位：建筑站、蔬菜大队再到信用社。前两家都曾发现账目破绽，可各自“私了”了事，只要补足亏空便放人。善意的网宽恰好成了纵容。
1970年前后，金融机构与财政系统合并，裁员风声鹤唳。汤兰英不惜自掏腰包给上头送礼，成了所里仅剩的会计。账务一人独管，保险柜钥匙也在她手上。翻账、点钞、写凭证——所有流程里再无旁人盯梢，她的胃口随之膨胀。
五块变成五十，五十累成五百。到后期，她干脆把库存现金整袋往家里搬。家里人连连惊诧：“这么多票子，往哪花？”汤兰英却兴奋得睡不着，为了消磨日进斗金的焦躁，她学起城里太太的活计——买上海产的绸衫、广州来的收音机，还弄来两辆新自行车。
马塘人那时普遍一月三十元工资，肉票紧俏，能逢年过节吃顿荤便算奢侈。可汤家的厨房整年锅里冒油，天南海北的零嘴堆满竹篓。邻居小孩吃了她家水果，回去跟爹娘嚷着也要买，惹得大人直叹气。久而久之，大伙儿都在猜：这日子，怕不是金子做的？
奢侈尚且能忍，真正让人不敢议论的是她的“人脉”。汤兰英擅长笼络干部，逢年过节必摆酒席。档案里列出的请客记录多达一百八十桌：县里股长，区里书记，生产队长……人人上过她家的酒桌。有人事后回忆：“她端碗汤过来，笑嘻嘻说‘你多喝点’，那时候谁敢怀疑？”
靠着这张“保护网”，民间的闲话再大，也掀不起浪。信用社内部偶有突击查账，领导一个电话：“汤会计身体不适，改天再来核对。”于是流水账永远对不上实账，却从没人继续深查。
然而天网恢恢，破绽终于来自情场。1976年冬，汤兰英与供销社负责人范某分手。范某气得摔杯子：“你拿我当冤大头？”汤兰英甩下一句：“到此为止吧。”转身离去。范某一时恼羞，跑去投了举报信，还将自己掌握的蛛丝马迹交给了县支行。
审计人员进场那天，汤兰英正整理账本。她看见陌生面孔闪进门，骤然惊觉：事败了。接受询问时，她低声说：“我认错，愿意退赃。”调查很快完成——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元，一分不少地列进清单，这个数字像冰冷的判决书压在卷宗首页。
案子上报后，南通地委成立专案组。赵姓主任因长期袒护被查实收受“好处”，获刑七年；另有十余名干部受纪律处分。至于汤兰英，本人供述顺畅，却难逃《刑法》关于巨额贪污的最高刑度。
一九七七年夏，南通地区中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原判。押赴刑场前，武警给她松绑让其签字，汤兰英攥着钢笔，声音细若蚊蝇：“我早知道会这样，我好后悔……”签罢，她无力地靠在吉普车厢，泪水浸湿衣领。
枪声过后，尘埃落定。马塘人议论纷纷：有人惋惜她的聪明才智，有人痛骂其贪得无厌，也有人暗自庆幸那一张张饭桌早已被清算。事情过去多年，从档案里的十册卷宗、从老茶馆的碎语闲聊里，汤兰英的名字仍偶尔被提起——既是警钟，也是尴尬的注脚。
这一旧案留下两点启示：其一，法网虽迟终不漏，哪怕身后捧场者众多，越过底线终归难免覆灭；其二，基层金融岗位哪怕金额再小，也需严控监督，给个人欲望多加一道闸门。对那一代经历过粮票、布票的男同志来说，这四万五千元意味着什么，谁都心知肚明。
汤兰英的人生一度鲜亮：20岁坐进柜台，30岁家业丰裕，40多名领导成座上宾。可当时钟指向一九七七年的最后一刻，一切繁华化作尘埃。她用最惨痛的方式告诉后来者：诱惑翻倍时，底线必须更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