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川北骄阳似火。南江县长郑友铭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汇报工作才说了几句，就被83岁的李先念和蔼却急切地打断：“南江九龙乡有位叫余官章的同志，最近身体可好？”这并非寒暄，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牵挂。郑友铭心里一震：面前这位共和国主席，最惦念的竟然是一个山沟沟里的瘸腿农民。
带着嘱托，郑友铭回到南江，顶着盛夏的热浪，翻山越岭赶到九龙场。院落里，75岁的余官章拄着竹拐忙着劈柴。听见有人喊门，他抬头，只见来客满面风尘。“余同志在家吗？”“在，在！”短短两句对白，乡音淳朴，可听者却心头一酸。县长转交了李先念的问候和一条薄呢毯子。余官章攥着毯角，嘴唇哆嗦半晌，只憋出一句：“老李还记得我呀！”
六年后，1992年6月21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内，李先念溘然离世，终年83岁。讣告中一句话格外醒目：遵其遗愿，部分骨灰洒向川陕苏区旧址。那片大巴山深处的崇山峻岭，见证了他与余官章的生死情谊。
时间拨回到1933年春。蒋介石授意田颂尧纠合六万川军，扑向刚刚建立的川陕苏区。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师政委的李先念奉命坚守旺苍、剑门一线。兵力不足，弹药匮乏，但山民们把粮食、草鞋、竹篾一拨拨送到前沿，“只要红军不倒，我们就有盼头”——这是当年乡亲最质朴的心声。
就在那时，22岁的余官章被李先念留意。这个右腿短一截、走路歪斜的青年，一天能赶出四五双布筋草鞋，速度快得惊人。李先念偶尔前来察看工事，总会蹲下身摸摸草鞋，“这双线脚细，能多走几十里”，一句夸奖，把余官章乐得合不拢嘴。
彼时的余官章命运多舛。幼年给地主放马，毒疮毁了一条腿，穷得连药都买不起。红军进入九龙乡后，他和新婚妻子何琼莲参加赤卫队，才第一次被人平等相待。李先念安排卫生员细心换药，又请区苏维埃把他吸收入库房做保管员，这位山沟青年才真正找回尊严。
10月，敌军“六路围攻”压境。九龙寨三道寨门接连告急，余官章带着十几名赤卫队员守在最后一道石垛。枪声震耳，他咬牙顶了整晚。拂晓前，李先念率三十三团穿林而至，一阵近战，将五十多名土匪一举击溃。月色下，余官章才知道面前这个“老李”原是师政委。第二天，他用仅存的好布又赶制了两双草鞋，郑重递到李先念手里。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西进。一江春水裹挟着冰渣子，嘉陵江畔风声呜咽。强渡战役打响时，余官章拖着不灵便的右腿，也想跟着突击连下水，被身怀六甲的妻子死死拽住。“等凯旋回来接我。”何琼莲的声音决绝。最终，她跟随部队踏上长征，余官章却被洪水阻隔，只能转身藏入深山。不久，他落入“还乡团”之手，受尽拷打仍咬牙不语，一把马刀砸裂他的右掌，两颗子弹射穿左臂，也没撬开他嘴巴。
岁月长流。解放后，余官章在供销社抄账、打杂，领着微薄工薪，却始终把藏在屋角的草鞋床擦得发亮。1979年退休，他把这张铺着岁月灰尘的木床无偿捐给新建成的“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老伙计们问他：“值钱东西呢，你不留念？”余官章乐呵呵：“这玩意儿不值钱，可见证咱老区人帮红军！”
1993年9月，红军入川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旺苍举行。林佳楣出现在山城小雨里。身旁没有警卫排场，只有一束黄菊。她走进陈列馆，指尖拂过那张草鞋床，神情久久未移。“余官章在哪里？”这是她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工作人员告知：82岁的老人还住在九龙场，只是山高路险，往返得两天。考虑安全，陪同人员劝她放弃。林佳楣想了想，写下短笺，托人捎去几件保暖衣物。信中寥寥十余行，却句句温暖：“先念常念兄长，愿君保重金康。”
可惜的是，两位老人终究没能再见。2006年冬，余官章在简陋土屋中安静辞世，终年97岁。临走前，他握着儿孙的手，轻轻嘱咐：“把那张草鞋床守住。”旁人问缘由，他笑着抬头，眼里是火光与山风。那一双双草鞋，早已穿过峻岭，踏过雪山，走进了共和国的史册；而一位残腿农人和一位统帅的情谊，也悄悄落在那些草叶之间，经岁月风霜，依旧纤维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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