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2日的清晨，外白渡桥上雾气未散，巡逻的装甲车却来回轧出刺耳声响。就在这天，黄竞武在中央银行旧址被秘密抓走。彼时，解放军距上海市区不足百里，胜负已现端倪，然而地下斗争的血腥仍在继续。
与许多被捕者不同，黄竞武的身份格外敏感——民盟发起人黄炎培之子、民建会核心、还曾是中央银行的高级稽核员。国民党情报处清楚：这一人掌握太多机密，再晚一步，上海的金融防线就会崩塌。抓捕命令从南京直达上海警备司令部，只用了不到四个小时。
追溯缘起要回到1903年。那年，黄竞武出生在川沙镇，一条小河穿过集市，他常蹲在堤岸看小贩吆喝。家庭富裕却守旧，父亲黄炎培晚饭前必朗读《新青年》。这让少年比同龄人早一步对“民主”“科学”萌生好奇。13岁考入清华学堂，五四那天，他高呼“还我青岛”，声音嘶哑；24岁获哈佛经济学硕士，归来却拒绝留在北平大学任教，而是跑去上海盐务稽核所，一头扎进帐簿与票据。
账目查得多了，痛感也更深。江南旱年，盐税依旧层层加码；长江封港，私盐黑市横行。国民党财政部里，吃空饷的人比正常职员还多。黄竞武看完一整本道德经卷，愣是“看不下去”。有人劝他闭嘴，他却摇头说：“再不改，迟早破产。”
抗战爆发，他调任中央银行稽核员，经手全国性预算。沿途见过逃荒的挑夫、轰炸后的断壁残垣；夜里读到延安印刷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敲进心里。从此，他暗中同共产党往来，并于1941年在重庆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委员，公开支持周恩来谈判。
重庆街头曾有一幕传遍茶馆。当时一名军统特务登上公交不买票还挥枪恐吓售票员，车厢人心惶惶。黄竞武挺身而出，冷冷一句：“你是兵，我也是兵，先把车票补上！”短短十几个字，硬生生压住对方气焰。事后，乘客们私下议论，“这小伙子心真硬”。
1947年起，内战局势逆转，淮海、平津节节失利。蒋介石急令保密局在上海制造“白色恐怖”，民主人士名单上赫然有黄竞武。可他偏不走，反而将地下联络点设在自己办公室。一张账表、一封电文，就能为即将进城的人民解放军锁定金融要害。
1948年末，台北密电命俞鸿钧调走上百万两黄金。黄竞武闻讯迅速串联银行同事，发起罢工、联合记者曝光，汤恩伯押运黄金的泊船三次起锚、三次又被迫返航，终留下最后二十万两国库金。有意思的是，负责押船的队长后来转向，成了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处长。
时间来到1949年初春，民盟、民建、九三等人士陆续北上。黄炎培夫妇也在上海地下党护送下离沪。黄竞武换上父亲长袍，故意在南京东路兜圈子。“父亲，忠孝不能两全，”他轻声劝道，“您走，上海才有灯。”一句话打动黄炎培，老父勉强上船，泪流不止。
留下的黄竞武并没停歇。5月上旬，他正秘密策反浦东守军要员，想配合解放军渡江。当夜会议刚结束，特务破门，他被五花大绑。押往极司菲尔路76号的途中，他打量街景，忽然笑说：“迟早都是人民的。”押解士兵低头不语。
获悉黄竞武被捕，中共中央当夜电令华东局：“务必设法营救，不惜代价。”这一指示十七个字，全靠加急电波传入。上海地下党很快找到看守毛森，送去重金。毛森口头承诺放人，次日却翻脸。原因很简单：毛人凤下死命令，宁可错杀，不准放走一个。
5月18日凌晨，十三名政治犯被拖到嘉定郊外的乱葬岗。泥地尚湿，月光惨白。敌人让他们自己挖坑。枪响之前，有人低声问他怕不怕。黄竞武只回两个字：“不怕。”随即阖目站立。35岁生命终止于此，距离解放军进入上海仅七昼夜。
月末，人民解放军宣告解放全市。追寻烈士遗骸时，地下党从乱土中辨认出黄竞武的遗物——一枚沾泥的钢笔、一本被雨水泡得模糊的账簿。封面写着三行字：资金在，城市在，人民在。
1952年，黄炎培回川沙为儿子立碑。当地政府按烈士规格，碑体高大。黄炎培看后脸色骤变：“小武做得不够多，不该特殊。”执意换成与其他烈士同样大小。一旁干部叹声“先生心真硬。”黄炎培没作声，只抚碑良久，眼眶通红。
今天复查史料，会发现黄竞武留下的金融数据，为解放初期稳定上海币值提供关键依据。缺少这份底牌，金融战线的胜利恐将推迟数月。有人说，他是银行里的战斗员，也是战场外的突击手。生不逢时，却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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