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7日傍晚，北京站月台的汽笛声尚未散去，一位头发花白却步履坚定的老人走下车厢，迎面而来的，是叶剑英、董必武等百余人的笑容与握手。距离他上一次踏进北平城，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陈嘉庚轻轻捏了捏衣袋里那张褶皱的邀请电报——毛泽东亲笔落款，他知道，这一次的北上注定不同寻常。
车站的寒意还未褪去，周恩来赶来相迎，言语不多，只一句：“主席在香山等您。”陈嘉庚回以微笑。八年前在延安窑洞里那顿白菜鸡汤的味道仍萦绕舌尖，如今香山绿意正浓，他更在意的，是与毛泽东的那句约定是否兑现。
回忆随车轮倒转。1940年5月，蒋介石在重庆以八万元筵席迎接陈嘉庚，灯火辉煌，贵宾云集；一个月后，延安南门外同样是人山人海，却是破旧军帽、土布衣衫。对比之下，高下立判。陈嘉庚在窑洞里对毛泽东承诺：“回到重庆，我劝蒋委员长与共产党合作；回到南洋，我把在这里看到的全部告诉侨胞。”话不重，却掷地作金石。
时间推回到1942年。新加坡沦陷在即，日军开出重金悬赏，追杀名单首位便是陈嘉庚。老人在华侨与厦大校友的掩护下，辗转泗水、玛琅，身边始终带着一小包氰化钾。黄丹季冒死同行，两人藏身厂房、甚至错住成排屋号才能躲过盘查。夜深人静，陈嘉庚握着毒药粉末曾轻声说：“若被抓，绝不让他们得逞。”黄丹季只回了一句：“先生先活，侨心才在。”短短十字，却写尽生死。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印尼，陈嘉庚抬头望天，良久无言。三年后，国内局势风云再起，解放区连连告捷。毛泽东在香山发出电邀：“先生南侨盛望，盼命驾北来，共商新政。”陈嘉庚没有迟疑，他深知这不是私人叙旧，而是一次决定未来的聚会。
抵京第三天，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身着灰布中山装，迎至门口，手一握，两人对视而笑。没有寒暄，陈嘉庚先开口：“延安一别八年，我答应的两件事，都做到了。”他平静却郑重。毛泽东颔首：“我从报纸也从群众口中得知，先生之言，千钧重。”一句话，把远隔南洋的信任与担当写得明明白白。
他们在松涛竹影间长谈至深夜。陈嘉庚详细汇报了南侨总会七年来的募款、运兵、走私药械的细节：一万余名侨胞先后来华参战，三亿余银元分批送到解放区，单是滇缅公路就有三千多名华侨机工参加抢运军火物资；与此同时，他多次通过电台、报纸向东南亚侨界介绍解放区实况，撕破国民党对共产党妖魔化的迷雾。毛泽东听得频频点头，提笔写下八字：“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翌日，中南海外联络部门密约陈嘉庚，共同起草面向东南亚华侨的慰问信；几小时后稿成，电波越过重洋，传抵星马苏北各埠。广播里，中国崛起的讯息激荡着万千侨胞的心。有人在橡胶园里放下割刀，有人登上老旧的蒸汽轮船，要回国参会、要回乡建设。正是这股向心力，让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外部尚有烽火的时刻，也能拥有声援与汇款的源头活水。
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大会上，陈嘉庚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常委，身着长衫，在主席台上略一鞠躬。那一刻，他想起更久远的1921年：厦门大学草创之初，他四处奔走筹学费；又想起1937年，他在新加坡集会，第一次向侨胞呼吁“保家卫国”。岁月流逝，信念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赠送延安的两辆汽车的去向——一辆被毛泽东转给朱德，用来前线巡视；另一辆则供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往来所需。陈嘉庚听后哈哈一笑：“果然物尽其用。”对方回以幽默：“老先生的车如其人，专走崎岖路。”
此后数年，陈嘉庚几乎将全部精力投注到归国建设。1950年，他牵头促成“南侨机工纪念工程”，把多家华侨企业盈余无偿划拨给新中国“抗美援朝后方支援基金”；1953年，年届七旬的他还亲赴东北，实地考察抚顺矿区的复工情况。一次深夜，寒风凛冽，他站在煤井坡道口久久眺望，同行者劝他回去休息，他摇摇头：“国家要开工，咱不看一眼，怎能放心？”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北京站再次响起汽笛，这回送别的是一位把半生心血埋进祖国复兴大业的老人。周恩来、朱德等人执绋护灵柩南下，沿途百姓自发列队，口口相传那句赞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硝烟散后，陈嘉庚的故事鲜少被街头巷尾提起，但只要翻开那段历史，总能看到他奔波在战云和炮火之间的身影。他用一腔赤诚把南洋侨胞的血汗化作抗战的枪炮，也把自己的人格化作连接海内外的桥梁。在1949年的北京，他向毛泽东交出的“作业”只有两条，却足以让后人记住，这是一位真正把承诺写进国家史册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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