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4日拂晓，南京梅园新村的空气带着冬雨的水汽。警卫刚拉开卧室的门，眼前的景象令他僵在原地——陈布雷端坐床沿，药瓶横陈，桌面上整齐摆着十一封信。距离他参加那场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只隔了三十三个小时。
追溯七天前，同样是阴冷的清晨，沈阳易手的消息传到首都，蒋介石的电报横飞。前方吃紧，后方气氛压抑，陈布雷却被要求拟一篇《总体战》讲话稿。对外要鼓舞士气，对内要遮掩败局，他看着稿纸发呆，指节无意识敲打桌面。身为“第一笔杆子”，这不是第一次左右为难，却是最难落笔的一次。
陈布雷与蒋介石结缘的时间要回推到1926年。那年南昌，张静江一句“枪杆子有了，差笔杆子”让蒋介石下定决心延揽这位《天铎报》的明星记者。为了拉拢，他甚至破例请陈布雷直呼其名，不称“总司令”。一杯清茶、一张入党表，陈布雷从此留在了蒋的侍从室。此后二十二年，他操刀的文告多达数百篇：北伐胜利、卢沟桥事变、武汉会战……每一篇都刻着他惯用的硬朗句式，也写进了蒋介石的政治生命。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当夜让陈布雷草拟《胜利须赖长期奋斗告全国军民书》。手电光下，陈布雷记下蒋的每一句指令，语气比炮火更急。写好草稿，他自嘲地向同僚低声说：“我像出嫁的女子，已无回头路。”那句对比虽带笑，却暗示了他此后所有的进退维谷。
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全面爆发。陈布雷原想辞职返乡，奈何积蓄寥寥，只够三月开销。蒋介石见状，改口称他为“布雷先生”，加封国策顾问。名义体面，实则仍是文牍机器。日夜写稿，神经衰弱越陷越深，甚至深夜用头磕墙逼自己清醒，书桌旁常备止痛片与咖啡同放。
转折出现在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尘埃落定，蒋介石召见陈布雷，室内灯泡只亮半只，影子拉得老长。陈布雷鼓起勇气劝停内战：“保留长江以南，尚可再图。”蒋介石眉梢一挑，话锋冷冽：“非战即降，你也要做软骨头？”一句“软骨头”像钉子，隔夜都在陈布雷脑海嗡嗡作响。
11月8日，党政机关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礼堂痛斥主和派，“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话未指名，却把所有目光推向角落里的陈布雷。他低头，指尖在膝盖一下一下点着节拍，心底的裂缝再扩大几分。
11月11日下午三时，临时会议开始。讨论徐蚌会战作战设想，部分将领滔滔陈述时，陈布雷忽然抬头，声音并不高：“纸上谈兵。”会场瞬间寂静，有人嗅到火药味。蒋介石脸色铁青，喝道：“跟着我二十年，还想换主子？”紧接着一句“书生误国”，彻底将陈布雷钉在羞辱的墙角。会议散场，他踽踽独行出府，不少同僚投来复杂目光，却无人上前说话。
夜色降临，陈布雷回到寓所，推说失眠，要所有人勿扰。灯亮到天明，他写下一篇《杂记》，阐述“生为笔，死亦笔”的看法。之后又一封封写遗书，分别给妻子、儿女、挚友以及副官陶永标。每封都言简意赅，最短不足二十行，却反复出现“无颜”二字。陶永标守在楼下，隐约听见楼板轻响，以为先生在踱步冥想，未敢打扰。
11月13日清晨六时许，秘书推门，药味扑面。床头闹钟停在四点五十，推测服药时间不久。衣兜里只剩金圆券四百元，距离买一石米都差数十元。那十一封信，被摆成一个“山”字形——朋友后来猜，他想以此寓意“身后事如山压心”。
噩耗传开，南京街头议论纷纷。官方讣告写“心脏病猝发”，多数人心知肚明却默契不提。蒋介石手书“当代完人”四字相赠，但与会者记得更清楚的还是那句“书生误国”。字迹挥洒与此前的呵责形成强烈反差，透露复杂心绪。
值得一提的是，陈布雷的离世，让蒋介石的侍从室顷刻空出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白。后续文告改由张群统筹，却再无陈布雷式的尖锐与行文节奏。部分老记者私下评论：“笔杆子折断，比少一师兵马更扎心。”话虽夸张，却点出政权末路的象征意味。
时间推移，关于陈布雷之死有多种解读：有人认为是对蒋的失望，有人说是身体与精神双重崩溃，更有人揣测其意在劝主弃战。无论真相哪一种，他用自裁划下休止符，使那句“你该休息了”成了无法更改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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