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90 年代，瑞典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 “家庭电脑改革”（Hem-PC-reformen）的法案，目标是让每一户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脑。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是瑞典此后数十年技术进步、实现 “以小博大” 发展奇迹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某家企业的战略宣言，也不是 CEO 打造的光鲜新工具，而是一项覆盖全民的国家政策，旨在将新技术牢牢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时光快进到今天，斯德哥尔摩已成为除硅谷外，全球人均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瑞典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势如破竹：自动化处理律师事务的 Legora，在融资中估值达到 18 亿美元；电动汽车独角兽企业 Einride 近期宣布获得 1 亿美元融资，用于扩大自动驾驶货运业务；主打 “氛围编程” 的 AI 应用搭建平台 Lovable，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企业之一；而就在上个月，企业级技术公司 Workday 以 11 亿美元收购了Sana。
对于一个人口仅相当于美国纽约州一半、地处北极圈边缘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成绩已然亮眼。人们总在问，像瑞典这样的弹丸小国何以取得如此成就？其实并无什么“独门秘方”，但有几个关键要素不可或缺。
前文提到的家庭电脑改革，很大程度上源于瑞典冬季长达 18 小时的黑夜 —— 这让瑞典人有充足时间坐在电脑前，在早期互联网环境中不断探索。
正是这一代具备数字素养的人，缔造了一批世界级的科技企业：2003 年，Skype 成立，普及了视频通话技术；《糖果传奇》的开发商 King 也诞生于同年；2005 年，Klarna 问世；2006 年，Spotify 上线；2009 年，Mojang 埋下了《我的世界》的第一块积木。
瑞典人为这些成功故事深感自豪。它们向展示了在全球舞台上的无限可能，也为瑞典的创业生态带来了巨额流动性：Skype 和 Mojang 被微软收购，King 被动视收购，每一笔交易的估值都高达数十亿美元；Spotify 于 2018 年上市，Klarna 也在今年早些时候完成上市。每一个成功案例都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其中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资金重新投入瑞典的科技和初创企业领域。
这种“飞轮效应” 成就了如今的瑞典人工智能产业。瑞典的成长型企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身处一个利于创业的环境中：优秀的创业者总能获得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往往来自 EQT、Northzone、Creandum 等优质投资机构；在瑞典创办公司相对容易，股票期权制度也激励着人们创业；斯德哥尔摩既有皇家理工学院（KTH）这样的工程学府，也有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Handelshögskolan），许多创始人都拥有这两所学校的学位（当然也有不少成功创业者完全没上过大学）；此外，瑞典的英语普及率也非常高。
政府在其中也持续扮演着关键角色：瑞典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3.57%）在欧洲各国中位居第一；瑞典的任何员工都可以申请 6 个月的 “创业假期”（tjänstledighet），专心创办自己的企业；为了复刻上世纪 90 年代家庭电脑改革的成功，首相今年支持推出了 “瑞典人工智能改革” 计划，向所有公务员、学生、教师、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免费开放智能体 AI（agentic AI）。
瑞典的文化特质也助力了优秀企业的成长。瑞典是沃尔沃和宜家的故乡，拥有融合功能与形式的“瑞典设计” 理念。许多瑞典软件工程师都对美学充满热情 —— 这意味着一款应用的着陆页，往往会像布鲁诺・马特森（瑞典著名家具设计师）设计的座椅那样，被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
瑞典在科技领域，它孕育了一个高度信任、低 ego 的环境：不同机构和创业者之间会自由分享信息，因为大家都明白，每一家瑞典人工智能企业的成功，最终都会惠及整个生态。
瑞典对待技术的态度—— 广泛而深入的接纳 —— 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果瑞典担心人工智能企业的估值增长过快，担心其他经济指标无法跟上步伐而引发泡沫，那么关键就在于让这项技术真正融入瑞典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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