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思潮的激荡中，不少青年对资产阶级两党制抱有天然的好奇与朦胧的好感。他们被竞选舞台上的唇枪舌剑、街头造势的热烈氛围、媒体渲染的“自由选择”所吸引，却往往未能穿透这些光鲜表象，洞悉其背后深藏的阶级本质与制度内核。所谓两党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通过交替掌控政权、共同维护阶级统治的政治安排，美国的“象驴之战”便是这一制度最典型的具象化呈现。
美国政坛上，民主党以驴为党徽，共和党以象为标志，两大政党的竞选角逐被世人戏称为“象驴之战”，每四年便会上演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闹剧。大选之年，整个美国仿佛被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喧嚣：两党从年初便启动竞选机器，动用海量资金铺设宣传网络，借助各类交通工具穿梭于全国各州，召开规模宏大的党代表大会敲定总统候选人；候选人则马不停蹄地与选民见面、发表施政演说、描绘美好蓝图，直至在电视镜头前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上演一幕幕看似激烈的“政治对决”。最终，选票数量的多少成为胜负的唯一标尺，一方下台、一方上台，形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交替格局。在许多旁观者眼中，这种“轮流坐庄”的模式似乎彰显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然而，剥开这层华丽的外衣便会发现，无论“象”派胜出还是“驴”派掌权，美国历届总统及政府核心成员，无一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或忠实代理人。这背后，恰恰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国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溯国家的起源，从历史的深处探寻其真实属性。
国家并非与生俱来的永恒存在。在原始社会，人类以血缘为纽带聚居形成氏族部落，社会秩序的维系依赖于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以及族长凭借个人威望、品德与经验所获得的天然权威。彼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私有制的土壤，也就不存在阶级分化与对立，氏族成员之间地位平等，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无高低贵贱之分与特权阶层的存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内部矛盾的调解，皆依靠传统力量与集体共识，无需建立任何强制一部分人服从另一部分人的特殊暴力机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公社末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剩余产品的出现催生了私有制，私有制的发展又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奴隶与奴隶主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使社会陷入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之中。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巩固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亟需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工具来镇压奴隶的反抗，于是将原本用于抵御外族入侵的集体武装力量转向内部，逐步建立起由官吏、军队、监狱、法庭等构成的系统化暴力机构。这种专门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特殊公共权力，便是国家。由此可见，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并非中立的、超阶级的“全民公器”，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压迫与控制，进而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工具。
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国家在组织形式、治理模式上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上都是特定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的国家形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包括奴隶主专政、封建主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共同特征是极少数剥削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绝大多数被剥削者实行政治统治与经济掠夺；另一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打破了剥削阶级统治的传统格局，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敌对阶级和反动分子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类型的国家形态。
国家的阶级本质，集中体现在其核心职能之中。国家最根本的对内职能，是运用国家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将阶级斗争控制在统治阶级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从而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分配社会资源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国家的对外职能，本质上是国内职能的延伸与拓展：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除了承担保卫本国领土主权不受外来侵犯的基本职责外，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便会奉行侵略扩张政策，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手段侵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转嫁国内矛盾，掠夺海外资源。无论是对内的“维稳”还是对外的扩张，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其根本利益。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剥削阶级国家往往娴熟地运用“和平欺骗”与“暴力镇压”两手策略。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统治根基未受根本威胁时，它们常常披上“民主”“自由”的外衣，通过给予被剥削阶级有限的政治权利、搞形式化的选举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欺骗，营造“全民共治”的假象；而一旦被剥削阶级的抗争触及私有制根基、威胁到其统治秩序时，它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狰狞的面目，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历史上，1933年发生的德国“国会纵火案”，便是资产阶级假民主、真独裁的典型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作为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国家，曾一度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能够参与竞选，还在国会中占据了不少席位。然而，随着资产阶级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人民群众中不断扩大，这让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资产阶级极右派纳粹党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议席，而德国共产党则新增75万张选票和11个议席。共产党力量的崛起，让资产阶级再也无法容忍，他们决心用暴力手段铲除威胁。1933年2月27日晚，在纳粹党头目希特勒、戈林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一批法西斯党徒通过戈林办公室的秘密通道潜入国会大厦，洒下汽油等易燃物纵火焚烧，同时指使荷兰人马·卢贝潜入现场充当“替罪羊” 。这起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政府立刻嫁祸于德国共产党，污蔑这是共产党人发动革命的信号，并以此为借口颁布紧急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各项条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白色恐怖。短短六个星期内，就有1.8万名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革命志士也遭到逮捕和迫害，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会被强行解散。随后，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被迫“自动解散”，到1933年底，希特勒宣布“党和国家统一”，德国彻底沦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黑暗王国，国家机器完全变成了纳粹党推行暴政的工具 。
或许有人会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是世界现代史上的特例，不足以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那么，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被公认为最“民主”的美国，看看它的国家职能是如何运作的。二战后，美国政府颁布的《麦卡伦法案》，授权司法部门可以任意逮捕、审讯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该法案实施后，11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遭到逮捕，170个进步团体被强行摧毁，多达6000万美国公民受到非法监视，许多无党派进步人士也遭到拘押、审讯甚至判刑。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触动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无论何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暴力手段进行镇压。这不是某个国家的偶然行为，而是阶级社会中几千年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
与资产阶级国家有着本质区别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类型的国家，它实行的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是劳动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权利的新型国家形态。从对内职能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对绝大多数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同时，它还承担着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职能将越来越突出。从对外职能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而没有任何对外扩张、侵略他国的欲望和需求。它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抵制霸权主义，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正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职能上具有这些根本区别于剥削阶级国家的特点，所以它的发展趋势并非是强化国家机器，而是随着阶级的逐步消灭、社会的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自行消亡。但在当前阶段，国家消亡的条件尚未成熟：国际上，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它们时刻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国内，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仍然存在，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不仅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反而必须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为将来国家的逐步消亡创造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认清国家的本质，关键在于摒弃对形式的迷恋，抓住其核心的阶级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国体与政体，并从国体的高度把握国家的本质属性。所谓国体，指的是国家的阶级本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核心是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所谓政体，则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采用何种形式组织政权、实现其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国体决定政体。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可以采用不同的政体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的实行君主立宪制，有的实行共和制；在共和制中，有的是美国式的两党制，有的是日本式的一党长期执政，有的是法国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还有意大利、西德式的多党联合执政。无论这些政体形式如何千变万化、花样翻新，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牢牢把握这一点，才能深刻洞悉美国两党制等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真实面目。
有些青年之所以认为我国的人民民主不如资产阶级民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陷入了“重形式、轻内容”的认知误区，只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在政体形式上的多样性和表面上的“自由度”，却忽视了它们在国体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是少数剥削者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统治。从本质上进行深入剖析，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着天壤之别，并且在真实性、广泛性、优越性上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
人民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则是少数达官贵人、百万富翁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为 资本利益服务的民主。以美国里根政府为例，内阁17名高级官员中，家产超过百万美元的就有10人；回顾美国历届政府，更是充斥着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杜鲁门政府的125名核心官员中，49人是银行家或工业资本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272名官员中，150人来自垄断资本集团，其余122人也与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列宁所尖锐指出的：“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这种政权与资本的深度绑定，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必然是为资本服务的工具。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其根本宗旨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道，成为我国现 阶段的重要奋斗目标。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它能够确保现代化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成果真正归全体人民所有，保证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不是让少数资本家独占发展红利。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谋取最大利润的政治工具。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掌握着国家政权，其内外政策必然围绕资本的利益展开：通过扩大军事预算、增加军工订单为垄断企业输送利益，通过降低大企业税率减轻资本负担，通过各种特权为资本家提供便利，甚至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满足大财团的贪欲。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933年，美国十大财团的总资产仅为610亿美元，而经过40年的发展，尽管两党交替执政、政权多次更迭，但这些财团的资产却增长了20倍，1974年达到12505亿美元，其中洛克菲勒财团的资产更是增长了50倍，这还不包括其秘密企业的资产。资本与政权的共生共荣，清晰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
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并且有坚实的物质保障。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不仅在宪法上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权利，而且国家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法治建设，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民主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专政的范围将逐步缩小，最终将实现国家的自行消亡，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资产阶级民主则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民主。在资产阶级国家，民主权利的实现往往受到财产、文化、种族等多重限制：美国宪法最初就剥夺了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即便后来通过人民的斗争取消了这一规定，许多州又通过制定财产限制、文化测试、居住期限等条款，变相剥夺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选举权——6个州规定无财产者不能成为选民，12个州禁止乞丐、流浪者和受济贫院抚养者投票，19个州要求选民必须具备一定文化水平、能够解读宪法才能参与选举。更重要的是，高昂的竞选费用成为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1980年美国大选，两党竞选经费高达10亿美元，即便是腰缠万贯的里根和卡特也因此负债数十万美元，对于一无所有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参与竞选更是天方夜谭。因此，美国的总统选举从始至终都被大财团所操纵，两党候选人无一例外都是百万富翁及其代理人，所谓的“自由选举”，不过是资本精心导演的政治闹剧。
西方民主中的两党竞选，就像一台不停转动的走马灯，表面上红马黑马交替登场、热闹非凡，看似充满了“自由竞争”的活力，但深入观察便会发现，真正驱动这台走马灯转动的，并非普通选民的意志，而是资本的力量。美国总统选举中，两党之间的激烈争斗，看似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实则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在维护共同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围绕具体政策、施政步骤的分歧而已。它们的所有政治表演，都是在垄断集团的幕后操纵下进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毛泽东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美国人民对这种虚伪的民主早已深感失望。从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便可看出端倪：1860年投票率达到81.2%的历史峰值后，便一路持续下滑，到1976年已降至54.5%，近一半的选民选择用沉默来抵制这种形式化的“民主”。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无法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无法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根本问题，早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归宿，是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当阶级对立不复存在，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机器，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人类社会将迈入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境界。但在当前历史阶段，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不能消亡，反而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在我国，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这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为将来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国家消亡创造条件的客观需要，这正是革命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透过“象驴之战”的喧嚣与“国会纵火案”的阴霾，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国家的本质不在于其华丽的形式，而在于其阶级属性；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其口号的动听，而在于其是否真正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终究是少数人的民主、资本的民主；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才是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这一本质，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信，自觉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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