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城刚飘起细雪，灯火暗淡。中南海西花厅的案头，一摞加急材料被递到毛泽东面前。那是“三反五反”期间进入最高层的无数检举信中的一份，却因为当事人叫“王盛荣”，秘书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毛泽东低头看完，眉峰紧锁，沉默良久，只说了九个字：“这不可能，替我把总理请来。”几分钟后，周恩来快步走进屋里，寒意未消，屋中已是一场关乎忠诚与清白的交锋。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任何关于贪污的指控都可能让一个人顷刻坠入深渊。毛泽东之所以当场否定报告，并非出于私人好恶，而是因为他忘不了二十年前那个枪声四起的夜晚——赣南山村，火光映红瓦屋，是王盛荣救下了他的性命。
时针拨回1932年1月。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被临时中央调离前线回到赣南主持政府工作。这一变动为蒋介石误判提供了机会，国民党地方民团悬赏搜捕毛泽东。一天深夜，团总率几十名枪手包围村庄。警卫员虽是老兵，终究寡不敌众。刺刀逼近时，后院突然响起急促驳壳枪声，一名青年大喝：“都趴下！”民团队形瞬间被撕开。趁乱，毛泽东被人架起快步撤离。那位青年正是少年先锋总队长王盛荣。
枪声稍停，毛泽东按住剧痛的痔疾，无奈苦笑：“小王，你再晚一刻，我可交代了。”王盛荣仅抛下一句“主席先撤，再谈”便与一排战士护送毛泽东突围。事后毛泽东对人说：“王盛荣不仅救了我，也救了红军的希望。”这句话一直被他记在心里。
王盛荣的履历颇为曲折。1906年生于武昌码头，十三岁去上海当童工，跟随项英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在汉口八七会议负责保卫工作时首次与毛泽东长谈，彼此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赴苏联学习三年，回国后在中央苏区组建少年先锋队，成员高峰达七千人，陈光、萧华、张爱萍等后来成为将星。1934年长征初期，他因支持毛泽东的作战思路被撤职，下放干部团，沿途照顾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往武汉出任高级联络参谋。西装革履与社交宴请令这位惯穿军装的硬汉十分“别扭”。几次请战后被允许赴豫南确山组建游击队。短短一年，队伍从三百人扩展到数千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5年，东北成为战略重点，王盛荣自请北上。带着八十名干部出延安，到嫩江时已扩充为近一个旅，并在苏联红军配合下攻占齐齐哈尔，随后担任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命运却在1946年给他重创。一次群众大会上，一发流弹自楼下射穿地板击中他的左腿。院方条件有限，感染失控，只得从大腿根截肢。他躺在病榻上对妻子笑言：“没事，只是短了点。”闯过鬼门关的他拄着木腿重返岗位，被调至东北局军工部任政委。1949年6月，林彪命他率队南下武汉筹建军工生产线，以保障第四野战军弹药供应。李先念此时守鄂，亟需军备，他开口求援，王盛荣一口应允，将部分弹药与设备调给湖北军区。此举触怒林彪，“生意做得不错”的冷言冷语令王盛荣愤懑，却仍写信说明情况。矛盾未解，他被调离部队，出任中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
1950年3月，周恩来召见王盛荣，交付一年向苏联出口一万吨钨砂的任务。这数字远超国民党时期全年出口三百吨的纪录，且矿区匪患、设备短缺。王盛荣提出“四省联动”与“先易后难”的思路，周恩来即刻批示。同年，他发现香港存有国民党冻结的千吨钨砂，建议先行变卖，换回百辆卡车与燃料，解决运输瓶颈。周恩来批准，运输线打通，任务如期完成。
正是香港这桩交易，1952年被某些人写进“贪污报告”。报告称“私卖国有战略物资，挥霍外汇”。毛泽东看完直摇头。熟知王盛荣节操的他立刻叫来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总理淡淡一句：“此事我批准，王盛荣无过。”材料随手合上，毛泽东笑道：“我就说嘛。”当晚指示：立即释放。
政治风暴并未就此停歇。1966年后，王盛荣再次被打入冷宫，足足十三年。有人以为他熬不过去，他却倚着拐杖挺了下来。后来邓小平问他怎么撑住的，他拍拍胸口：“主席托人带过一句‘活着再说’，这四个字够用了。”1979年10月，湖北省委文件撤销了全部错误处分，恢复职务级别。对一个历经风霜的老战士而言，“平反”二字如同落日余晖，不炽热，却温暖。
二〇〇六年盛夏，百岁王盛荣与世长辞。追悼会上，战友、学生、工人代表站得满满当当。有人低声念着老政委常说的一句话：“枪口向外，心口向党。”这句话没写进任何口号，却在老兵们的步伐里留下了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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