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皇上走了》,作者:章敬平

汉奸该不该杀?

疑似汉奸该不该杀?

如果疑似汉奸不杀,马上就可能祸国殃民,危急关头,杀还是不杀?

1938年,国民政府的选择是:杀!

这一年9月30日晌午时分,四个怀抱古董花瓶的男人,合乘一辆轿车,驶入唐绍仪在上海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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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

唐绍仪是中华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着墨不多。唐绍仪是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代表,北洋政府首任国务总理,下野之后,他离开纷纷扰扰的京城,移居沪上。起初,唐绍仪住在今天延安西路的一个公馆,淞沪会战后,为了躲避日本战火的叨扰,他搬到法租界,藏身于今日武康路40弄的一栋花园洋楼中。平日里,唐仪或者去今天福州路的杏花楼吃早茶,或者去古董店"淘宝"把艺术品,言行起居给外界的印象只有八个字:颐养天年,不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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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左一为唐绍仪)

当四个怀抱古董花瓶的访客进人深深的宅院,仆人赶紧禀告唐绍仪。双方不是第一次见面,其中一个访客还是唐绍仪的远房亲戚,毫无戒心的唐绍仪一番寒暄之后,命仆人给客人点烟,没想到火柴早已被访客藏进口袋,仆人起身去拿火柴,也是这西班牙风格的宅院太大了、等仆人返回客厅,唐绍仪已经栽倒在地,身上、地毯上,血迹斑斑。

惊呼之下,庭院中荷枪实弹的保镖们缓过神来,知道访客声犹在耳的"老太爷不必相送",完全是瞒哄他们的鬼话,持枪紧追刚刚驶出宅门的汽车,看到的只是一个车牌号码。

风驰电掣的救护车,将奄奄一息的唐绍仪送到附近的医院,怎奈那把劈向他后脑勺的斧头没有给医生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半天过后,唐绍仪撒手人寰。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唐绍仪遇刺殒命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才登上沪上报纸,广为人知。

谁杀的?为什么要杀他?

新闻媒体极尽想象之能事,有的说仇家寻仇,有的说黑道谋财,有的说日本阴谋。承担侦查之责的法租界的巡捕们,面对报界的猜测,只字未提,因为他们真的无可奉告。根据保镖们提供的车牌号码,巡捕们查到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至于租车人,姓甚名谁,一问三不知。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领着古董商前来兜售花瓶的远房亲戚,巡捕房当即发出通缉令,悬赏缉拿。而那个远房亲戚早就随那三个古董商躲到了重庆,去蒋介石的军统机关领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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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他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对唐绍仪的死因心知肚明,但他们隆重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大戏。国民政府对唐绍仪之死表示"沉痛哀悼",予唐绍仪高度评价,不但给钱治丧,还让国史馆记载、宣传他伟大的一生。

要说蒋介石一伙是阴谋家,耍弄两面派手法,在这件事上的确如此,但是,蒋介石等人也是有苦难言。

军统特务知道,唐绍仪海上寓公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私底下,他们家高朋满座,日本政府和伪政府的高官们频频到访,劝诱唐绍仪利用政治上的影响力,拉拢组织统一傀儡政府。蒋介石担心这位国民党元老晚节不保,投降日本人,削弱人民抗日意志,也威逼利诱,拉拢唐绍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见唐绍仪闪烁其词,军统特务机关劝他远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远去香港。面对规劝,唐绍仪则请大家放心,宁做亡国奴,绝不做汉奸,同时表示,他会择机赴港。

遗憾的是,唐绍仪迟迟没有动身,家里的武装防卫却日趋严密。死死盯住唐绍仪的军统特务们在一个日本高官造访武康路40弄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据说,唐绍仪已经同意,一旦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军事上受到重大挫伤,马上与日本议和。

1938年秋天,国民政府军队在武汉会战中节节败退,危如累卵,担心唐绍仪出山宣布伪政权成立,陷国民政府于被动,认为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的蒋介石下达了刺杀唐绍仪的命令。军统特务得知唐绍仪喜欢古董,就利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靠一个古董花瓶一步步接近了戒备森严的唐绍仪。

据说,国民党高层也有少数人反对蒋介石刺杀唐绍仪,无论如何,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唐绍仪一定要做汉奸,更没有证据表明唐绍仪已经做了汉奸,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对这样一个曾经位高权重的国民党元老下毒手,怎么着,都有一丝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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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与孙中山

我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我想,蒋介石要剥夺唐绍仪人权中最为重要的生存权,潜意识中可能认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需要克减。克减者,克扣、减少是也。当然,蒋介石的世界里可能压根儿就没有"紧急状态"、"人权克减"之类的法律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下令暗杀唐绍仪在法律上可以被理解为"紧急行政措施"。然而,"紧急行政措施"不能想怎么实施就怎么实施,1936年的宪法草案曾规定,国家遇有紧急事变,总统可以在行政会议形成决议之后发布紧急命令,但要在三个月之后提交立法院追认。

平心而论,在人权概念还没有流行的1938年,在对日作战连连失利的危机时代,蒋介石暗杀唐绍仪而后厚葬的两面派做法,的确情有可原。然而,若以今日法学家们关于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原则、程序来看,唐绍仪之死可能就不是铁血除奸的英雄故事,而可能是政府这个暴力工具在紧急状态下,无视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标准,草菅人命的暴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历史考据的功夫,时隔大半个世纪,重提此案,不是为了给唐绍仪平反,而是希望借由唐绍仪之死,在人权保护蔚然成风的当下,提出紧急状态下如何保护人权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