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报纸上早就登了，说陈毅在赣南跟敌人干仗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所以，当一个浑身破烂，看着跟叫花子没两样的人，在湘赣边界的大山里被谭余保手下的人逮住，还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那个“死了的”陈毅时，谁信呐？
谭余保不信。
他在罗霄山里跟敌人猫捉老鼠耗了整整三年，神经绷得比弓弦还紧。
三年，外面的世界早就翻了天，可他这儿，连张新报纸都摸不着，能信的只有手里的枪和身边这帮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弟兄。
那个自称陈毅的人，此刻就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一根木桩子上。
谭余保蹲在他跟前，手里那把砍柴刀磨得雪亮，刀刃就贴着那人的喉咙管。
山里的夜风一吹，火把的光一晃，刀刃上就闪过一道冷光。
谭余保瞅着眼前这个读书人模样的家伙，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硬气，心里头就一个念头：这肯定是那边派来的探子，想来摸咱们的底。
“亮亮底吧，谁让你来的？”
谭余保的声音，跟山里的石头一个温度，又冷又硬。
陈毅想开口解释，话没说俩字就被喝住了。
谭余保把那封据说是项英写的亲笔信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信纸雪白，字写得跟刻出来的一样，工工整整。
在谭余保眼里，这玩意儿假得不能再假了。
在山里打了三年仗，见过的真命令，哪个不是写在烟盒纸、破布条上？
字迹潦草，还带着血迹和泥点子，那才叫真家伙。
这么“干净”的信，糊弄鬼呢。
这已经不是辨认身份那么简单了。
对于谭余保这支在深山里快被憋疯了的孤军来说，信错一个人，第二天可能整个队伍就得被人一锅端了。
所以，他宁愿把事情做绝，也不能让一个奸细混进来。
就这么着，陈毅被捆在木桩上，一捆就是三天三夜。
这三天，后来陈毅自己回忆，比任何一场硬仗都难熬。
谭余保没上大刑，但他有的是折磨人的法子。
他让人把火把点着，一根接一根，轮流对着陈毅的眼睛照，不让他合眼。
人一累到极致，精神就容易垮，到时候还怕撬不开他的嘴？
头一天，陈毅心里窝着火。
他娘的，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九死一生过来传达中央的命令，倒被自己人当成特务绑起来了。
这口气，搁谁也咽不下去。
可山里的夜是真的冷，风从茅草棚的缝里钻进来，吹得人骨头缝里都冒寒气。
他看着周围那些端着枪的战士，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神却跟狼崽子一样警惕。
陈毅心里那股火，慢慢就灭了。
他琢磨过来了，谭余保这么干，不是跟他有仇，是怕。
怕这支队伍，这颗革命的火种，断送在自己手里。
想通了这一点，陈毅也换了法子。
他不嚷嚷着证明自己是谁了，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讲故事。
他讲中央苏区那会儿，怎么跟敌人打“围剿”；讲战斗里那些只有指挥员才知道的部署细节；他讲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嘴里念叨出一个个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讲他们是怎么倒下的。
他声音不大，沙哑着，但里头那股子真情实感，是编不出来的。
一开始，看守他的战士就是执行命令，后来听着听着，就入了迷。
陈毅讲的那些事，那些人，活灵活现，比村里说书先生讲的还抓人。
这些话，一字不落地都传到了谭余保耳朵里。
谭余保没吱声，可心里那块冻了三年的冰，已经开始咔咔地响，有了裂缝。
事情的转机，在第四天早上。
一个派下山打探消息的队员，连滚带爬地跑了回来，怀里揣着几张皱巴巴的报纸。
谭余保一把抢过来，展开一看，几个黑体大字像锤子一样砸在他脑门上——“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报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国共两党不打了，要合起伙来打日本人，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要统一改编成新四军。
谭余保捏着报纸的手，抖得跟筛糠一样。
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后怕、懊悔、羞愧，各种滋味搅合在一起，让他一个七尺高的汉子，差点站不稳。
他把手里的砍刀“哐当”一声扔在地上，那声音在寂静的山坳里格外刺耳，也好像把这三天来的僵局给砸了个粉碎。
他几步冲到木桩前，手忙脚乱地去解陈毅身上的绳子。
那麻绳，早就勒进了肉里。
绳子一解开，谭余保这个在鬼门关闯了多少回都没眨过眼的硬汉，对着陈毅，一个大躬鞠了下去，嗓子都哑了：“陈司令…
我谭余保，有眼不识泰山，我对不住您！”
陈毅被捆了三天，身子都麻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只是伸手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
有时候，一个动作，比一万句话都有用。
那天中午，谭余保把他队伍里唯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给宰了，用个破瓦罐子炖了一锅汤。
两个人，一个是中央派来的大领导，一个是山里熬出来的游击队长，就这么蹲在地上，你一碗我一碗，把那锅鸡汤喝了个底朝天。
谭余保挠着头，嘿嘿地笑，一脸不好意思：“陈司令，我这人，疑心病太重，您多担待。”
陈毅把碗底的汤喝干净，也笑了：“老谭，干革命，没点警惕性不行。
你这是好事。
就是下回，这刀啊，看准了再亮出来。”
一场差点要了命的误会，就这么被一锅鸡汤给化解了。
俩人的交情，也就从这锅鸡汤开始了。
后来，谭余保的队伍改编成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他当副团长，跟着陈毅下了山，到江南去打日本人。
他在山里憋了三年的那股子狠劲，总算找到了地方使。
新四军在江南的第一仗，韦岗伏击战，谭余保带着人打主攻。
仗一打响，他又抄起了那把砍柴刀，第一个从隐蔽点跳出去，嗷嗷叫着就往鬼子的汽车队里冲。
他手下的兵一看，也跟下了山的猛虎一样，硬是用大刀片子和手榴弹，把鬼子的铁王八阵给撕开了一个口子。
战后开会，陈毅当着所有人的面夸他：“谭余保这股子狠劲，当年要是对着我使，那是警惕性过了头。
现在对着日本人使，那就是英雄好汉！”
可谭余保那股子草莽气，也惹了些闲话。
有人在背地里嘀咕，说他“土匪习气”太重，不像个正规军的干部。
这话传到了当时正在养伤的陈毅耳朵里。
陈毅拄着拐杖，亲自跑到部队提意见的意见簿那儿，对着一群干部说：“一个人，一支队伍，在山里跟敌人周旋了三年，没点‘土匪’的狠劲，能活下来吗？
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我们现在要改的，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空谈，而不是这些保护了革命火种的血性！”
陈毅这番话，是给谭余保撑腰，也是给所有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游击队员撑腰。
谭余保听说了，心里热乎乎的。
他二话没说，弄了两坛子打仗缴获来的米酒，连夜跑到陈毅的住处。
俩人在窑洞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杯。
陈毅还摸出一张发黄的旧报纸，上面有他写的关于湘赣游击战争的文章，旁边还用笔写了些加减的道道。
他指着那些数字，跟谭余保开玩笑：“你看，这是咱俩的账本。
你捆我三天，记负分；请我喝鸡汤，加分；韦岗打了胜仗，再加分…
一来二去，你现在可是正分了。
等革命胜利了，我拿这账本给你请功去！”
建国后，陈毅在北京当了大官，谭余保回了湖南老家。
俩人天南地北，见面的机会少了，可那份交情一直没断。
1972年，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重。
到了最后关头，他已经不大能说话了，却示意警卫员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包。
里面包着的，是一张泛黄的旧报纸，还有一块砚台，那是当年谭余保送他的。
他就那么看着门口，好像在等什么人。
身边的人都明白，他心里还惦记着那个三十多年前，拿刀架在他脖子上的老伙计。
又过了八年，谭余保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临终前，他拉着女儿的手，反反复复就一句话，让家里人一定把他的骨灰，送回井冈山，就埋在当年陈毅躲敌人的那个山洞旁边。
他的骨灰最后回到了那片山林，埋在了他念叨了一辈子的地方。
那里，松涛阵阵，好像还在讲着当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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