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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队伍里的人大多衣衫褴褛。
从江西于都出发时的8.6万人，打湘江、渡乌江、四渡赤水一路拼杀过来，到陕北只剩下不到7000人。
让人纳闷的是，这片放眼望去全是黄土坡的地方，后来竟成了红军的"保险箱"。
陕北的黄土高原跟南方的山地不一样，这里的山不是连绵起伏的，而是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深沟。
站在塬上往下看，沟沟壑壑像大树的根须，纵横交错。
红军战士往沟里一钻，别说汽车坦克，就连骑兵都很难追。
直罗镇战役时，东北军一零九师想进山清剿。
他们的卡车在山沟里像老牛一样爬，轮子陷进黄土里，越使劲陷得越深。
红军战士趴在土坡上，手指扣着扳机，等敌人走进射程。
那一战下来，东北军一个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也被击毙。
蒋介石的机械化部队在这儿根本使不上劲。
坦克开不进沟，大炮拉不上塬，士兵们只能徒步搜索。
红军熟悉地形，白天躲在窑洞里休息，晚上顺着沟道转移，跟敌人玩起了捉迷藏。
这种地形简直是为游击战量身定做的。
当时的西北可不是蒋介石说了算。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陕西经营多年，马步芳、马鸿逵在宁夏甘肃称王，这些人跟蒋介石面和心不和。
红军刚到陕北，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东北军更别提了，张学良的部队老家被日本人占着，士兵们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谁有心思跟红军拼命？红军派人去做统战工作，跟东北军的军官说："咱们都是中国人，与其自相残杀，不如一起打日本。"
这话说到了他们心坎里。
有次红军在瓦窑堡附近行军，碰到一队东北军的巡逻兵。
两边隔着一条沟喊话，东北军的军官问："你们往哪儿去？"红军战士答："去打日本，你们呢？"那边沉默了半天，有人喊："我们也是中国人！"然后就各自走开了。
这种事在当时并不少见。
红军到陕北前，这里的老百姓穷得叮当响。
地主把土地都占了，农民租一亩地，收的粮食一半都要交租。
红军来了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分田地。
丈量土地的木尺往地里一插，哪家分多少，写在木牌上插在田埂上。
米脂县有个叫李凤莲的妇女，丈夫被地主逼死了，自己带着孩子讨饭。
红军分了三亩地给她，她抱着木牌哭得直哆嗦。
后来红军打仗，她把家里仅有的一袋子小米煮成粥，冒着枪林弹雨送到前线。
红军有条纪律叫"不许啃青"，就是没成熟的庄稼不能碰。
有次部队路过一片玉米地，一个小战士饿坏了，掰了个玉米棒子。
班长看见后，硬是带着他在玉米地边等了两个小时，找到主人家赔偿了一块银元。
这事传开后，老百姓都说："红军真是咱穷人的队伍。"
七千人要吃饭，不是小事。
陕北的土地贫瘠，产量低。
红军想了个办法，自己开荒种地。
战士们拿着锄头铁锹，在荒山上开垦出一片片梯田。
到了1936年，光是在瓦窑堡周围就开了两万亩公田。
刚开始种地缺农具，红军就把缴获的刺刀、马刀改成锄头。
没有种子，战士们你一把我一把凑。
秋收的时候，打谷场上堆起了小山似的粮食，一称有八十万斤。
这下不光够自己吃，还能接济穷苦百姓。
红军买东西从不白拿。
在集市上买棉花，老乡要两毛钱一斤，战士们非要给三毛钱，说："你们种棉花不容易。"
时间长了，老乡们赶集，只要看到红军的布告，就知道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人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北平的学生上街游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还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这下就失了民心。
红军抓住机会，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
1936年成立了抗日红军大学，把窑洞当教室，石头当桌子，培养抗日干部。
半年时间就培训了两千多名连排干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抗日的骨干。
他们跟蒋介石提了好几次联共抗日，蒋介石不听，还调集部队要加大"剿共"力度。
这就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回头看1935年的陕北，地形像铜墙铁壁，各方势力的矛盾给了生存空间，老百姓的支持是根基，粮食问题解决了肚子，抗日的大旗凝聚了人心，干部培养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这些因素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让红军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从7000人到后来的十万大军，陕北根据地成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现在去陕北，还能看到当年红军开荒的梯田，听到老乡们讲红军的故事。
那片黄土地不仅见证了历史，也藏着生存发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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