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三年冬,长安蚕室的血腥味三个月不散。

司马迁躺在湿冷的草席上,盯着屋顶裂缝渗出的污水。水珠一滴、一滴,砸在他额头上,像在为某种倒计时。三天前他还是太史令,现在他是“刑余之人”——这个词在汉律里指受过宫刑的男人,意思是不完整的人。

狱卒打开木栅:“有人探视。”

进来的是任安,他最好的朋友。任安把一包草药放在地上,眼神却飘向别处。

“子长…”任安的声音发干,“朝廷的同僚们商量了,凑了五十万钱。你出狱后,可以…”

“可以什么?”司马迁忽然笑了,“可以假装这事没发生过?”

任安不敢看他的眼睛。

“你知道吗?”司马迁慢慢坐起来,腹部的伤口撕裂渗血,“他们动刀的时候,我没喊疼。我在背《尚书》。”

他盯着任安:“因为我必须记住——我还是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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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第一个月,司马迁发现自己成了透明人。

上朝时,同僚们自动在他周围空出一圈。宴席上,座位被安排在角落——按汉朝规矩,受过宫刑的人不能与完整男子同席。连他最器重的学生杜周,都悄悄把拜师帖要了回去。

“老师,”杜周低着头,“我父亲说…说跟着您,将来没前程。”

司马迁没说话,只是继续磨墨。那方砚台是他父亲司马谈留下的,边缘已经磨出凹痕。

那天夜里,他翻出未写完的《太史公书》手稿。写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时,笔尖突然戳破了竹简。

他想起父亲临终时的手,冰冷得像冬天的河。

“余死,汝必为太史…”那个老人在病榻上抓着他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他想忘。

他真的想忘。

第二天,司马迁做了件疯狂的事——他跑到渭水边,把整整三十卷手稿扔进河里。竹简在水面散开,墨迹在浪花里晕成灰黑色的雾。

“写!让你写!”他对着河水吼,吼到嗓子出血,“写了谁看?写了有什么用?!”

就在他转身要走时,一个老渔夫划船过来。

“先生,”老渔夫递过来一卷湿淋淋的竹简,“您的书。”

司马迁愣住。

“我孙子在太学旁听过您讲史,”老渔夫说,皱纹里嵌着河风,“他说您讲的项羽,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您说项羽不肯过江东,不是蠢,是…”老渔夫想了想,“是‘士可杀不可辱’。”

司马迁接过竹简。那是《项羽本纪》,写了一半。水泡开了墨迹,但“力拔山兮气盖世”那几个字,还在。

他抱着湿透的竹简,在河边坐到天黑。

然后他站起来,走回长安城。走得很慢,因为伤口还在疼。但每一步,都踩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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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打击在三个月后到来。

女儿素书哭着跑回家:“爹!他们…他们把您的名字从太学讲师名录里划掉了!”

司马迁正在写《伯夷列传》,笔没停。

“还有,”女儿哭得更凶,“任安叔叔…他升官了。现在是中书令。”

笔尖终于停了。

“条件呢?”司马迁的声音很平静。

女儿不敢说。

“条件,”他替她说,“是跟我断绝往来,对吧?”

女儿扑通跪下:“爹,咱们离开长安吧!回韩城老家,种地也好…”

“然后呢?”司马迁放下笔,“让司马家世代相传的史官之业,断在我手里?”

他走到院中那棵老槐树下。树上刻满了他从小到大的身高记号——父亲刻的。最上面一道,是元封元年,他接任太史令那天刻的。

他摸着那道刻痕,忽然说:“素书,你知道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女儿摇头。

“不是被侮辱,不是被背叛。”他的声音在颤抖,“是慢慢习惯这些侮辱和背叛,甚至开始为自己找理由——‘算了’、‘就这样吧’、‘这就是命’。”

他转身进屋,把所有的门都关上。

然后做了一件让女儿吓坏的事——他开始烧书。

不是别人的书。是他自己的读书笔记,三十年的心血,一捆一捆往火里扔。

“爹!不要!”

司马迁不听。火光照亮他的脸,一半在阴影里,一半在狰狞。

烧到最后一捆时,他突然停住了。

那是父亲司马谈的遗稿——《论六家要旨》。竹简边缘磨得光滑,是父亲翻看过无数遍的痕迹。在最后一卷的背面,有一行小字,他以前从未注意:

史官之笔,可重千钧。非为泄愤,非为扬名。只为——让后人知来处,明去处。”

火盆里的炭噼啪一声。

司马迁跪了下来。

他抱着父亲的遗稿,哭得像十六岁那年,在父亲灵堂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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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长安城里少了一个愤世嫉俗的罪臣,多了一个沉默的写史人。

司马迁把书房改名“蚕室”——为了记住那间改变他一生的刑房。他每天写五千字,雷打不动。写到手指变形,写到油灯熏瞎了一只眼。

征和二年秋,《太史公书》成稿。

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三千年历史。

交稿那天,司马迁最后一次走进未央宫。他把竹简交给典藏官时,对方惊讶地问:“太史令…您不署名?”

司马迁摇头。

他走出宫门,长安城正下第一场雪。雪花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很快融成水珠。

有年轻人认出他,指指点点:“那就是受过宫刑的…”

司马迁没听见。

他只是在雪里慢慢走,想起渭水边那个老渔夫的话。

“您讲的项羽,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也许,这就是他忍受一切耻辱、写完五十二万字的全部理由——

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谁。

而是为了让历史记住,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史记》流传两千年后,没人再提司马迁受过什么刑。人们只记得他写下的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而他,选择做那座泰山。

哪怕曾被碾碎成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