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大明三百年基业，所谓盛世，不过宫廷与江南一隅之浮华，于底层黔首而言，实乃一部“愈演愈烈，无出其右”之苦难史。当大明在内耗与暴政中渐趋末路，大西洋彼岸之西方，正经历着天翻地覆之变革，二者之反差，更显明室统治之腐朽与倒行逆施。
明廷对庶民之剥削压迫，随财政之崩溃而愈演愈烈。太祖朱元璋虽标榜“轻徭薄赋”，实则大肆将民田转为官田，官田之税，竟为民田十倍有余。更兼大兴文字之狱，删改《孟子》，以八股取士，禁锢思想，如枷锁加身。至明末，财政枯竭之朝廷，更推出“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岁征白银九百余万两，几与全国正税相埒。地方官吏趁机层层盘剥，“中央加一厘，地方加一分”，如割韭菜般肆无忌惮，最终摊于百姓之赋税，往往数倍于朝廷之规定。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如狼似虎，连年天灾如雪上加霜，陕西“赤地千里”，河南“人相食”，而政府却国库空虚，无力赈济，终将绝望之民众推向起义之洪流。
尤可叹者，当明室深陷封建之泥潭，愈挣扎愈沉沦之时，欧洲正奋力挣脱中世纪之黑暗，迈向近代化之门槛。思想文化领域，欧洲文艺复兴如火如荼，人文主义思潮高涨，肯定人之价值与尊严，鼓励探索与创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巨匠横空出世，科学精神萌芽，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挑战教会之陈腐教条。反观明室，程朱理学日益僵化，八股取士令知识分子皓首穷经，脱离实际，沦为统治者之奴仆。此等文化专制，令中国错失思想解放之良机，与欧洲之差距，愈拉愈大。
经济科技层面，二者之对比，更令人触目惊心。欧洲地理大发现，开辟新航路，世界市场初现雏形，商业资本迅速积累，生产力蓬勃发展。而明室却固守“重农抑商”之旧策，实行海禁，扼杀江南地区萌芽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人地位低下，财富多用于购置田产，而非扩大再生产，经济结构难以突破。科技方面，欧洲印刷术革新（古腾堡印刷机）促进知识传播，火器技术、航海技术日新月异。而明室科技停滞不前，火器落后于西方，远洋航行能力尽失，连透明玻璃亦无法自产。此等技术代差，为日后中国近代之处处被动，埋下伏笔。
从明初之赋税压榨、思想禁锢，至明末之生死绝境、科技停滞，明室政权以持续之保守与压迫，愈演愈烈。其既未能使百姓免于饥寒，亦未能守护社会进步之微光，反而在与同时代欧洲之激烈竞争中，将中国推向全面落后之深渊。此诚为一部令人扼腕之历史教训，警醒后世，勿忘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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