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8日清晨，承德城外的冷雾刚刚散尽，一辆军用卡车停在刑场边缘，被押解的中年军官双手反剪，军装整洁，却难掩憔悴。看守报出名字——程斌。围观的老兵倒吸一口凉气，因为公诉书写得明明白白：此人早在1938年就在南满投敌，直接导致杨靖宇将军陷入绝境。
消息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年轻士兵认不出这位“科长”，而几位四五十岁的老战士却清楚记得杨靖宇牺牲的时间：1940年2月23日。那一年，他们还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听到“杨司令牺牲”的电讯时，很多人没说一句话，只是攥紧了步枪。
追溯程斌的履历，需要把镜头拨回二十年前。1932年9月，吉林伊通的青年程斌结束钟表店学徒生涯，跟着反日义勇军入山。他擅长写标语、口才好，几次突袭日伪据点都出了主意，被提为小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组建时，他已是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杨靖宇对他很信任，还在党员会议上说过一句：“南满的群众工作，就看程斌了。”
逆境却很快到来。1937年底，日军开始“围剿”南满山区。弹药、给养几乎被截断，第一师只能靠伪军缴获度日。就在此时，日本宪兵司令部秘密组建“长岛工作班”，专门策反抗联干部。日方摸清了程斌“孝顺母亲”的弱点，便在1938年5月悄悄抓走他的母亲和兄长，拍成照片夹带传单，空投到山里。
照片像一把锈刀，割开程斌的意志。营地里曾流传这样一句对话——
一名警卫员劝他：“师长，再咬咬牙，也许总部马上就有办法。”
他冷冷回了四个字：“我还要娘。”
谁也没想到，这句近乎哽咽的话成了叛变前的信号。
同年秋，程斌找来两名师部政委探口风，两人断然拒绝，斥责他“想救一家人就卖全师兄弟吗”。话音刚落，枪声划破夜色，一人当场倒地，另一人负伤逃走。警卫和战士赶来时，程斌抢先诬称“政委意图叛乱”。弟兄们摸不清真相，只得散去。当天深夜，一位连长逃出营地投向“长岛工作班”，彻底坐实了程斌的动向。
1938年11月，程斌带着师部、机枪班、保安连共六十一人下山“谈判”，余部留守等待信号。没想到日军早已在山脚设伏，将山上百余名战士全部缴械。至此，抗联第一师损失殆尽，南满根据地门户洞开。
杨靖宇得到情报后急令部队北撤至蒙江。南满丛林雾气浓重，他率不足三百人硬生生闯出三道封锁线，粮食尽绝，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1940年2月中旬，部队突围时，被围困在濛江密林。杨靖宇让战士化整为零，他独行深山，与日军拉锯五昼夜，终因弹尽孤身中弹，牺牲时年仅35岁。
随行伪军抬着尸体下山，程斌被请来“辨认”，他说了句“应该是他”，接着目睹日方铡下头颅。日本军医解剖后惊叹：胃里全是未消化的草根和棉絮。这个细节后来在延安报纸披露，让无数抗日官兵红了眼眶。
对日方来说，程斌此时已是“一条熟狗”，继续被派往通化、辉南、抚松等地围剿残余抗联。为了“奖励”，宪兵司令部还安排他赴京都、神户参观，试图彻底笼络。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程斌嗅到风向，当晚处决80多名驻守的日本宪兵，甩掉尾巴后径直投向国民党保安司令部。那支部队在遵化被改编为暂编纵队，他任副总司令。国共和谈破裂后，他依托遵化城固守四个月，打死打伤解放军近千人，最终弃城逃往唐山，被第五十三军收编，挂了一个“上校副师长”的头衔。
1946年1月停战协定生效，程斌却借夜色偷袭滦南、丰南等解放区，制造多起惨案。北平军调处赴现场调查，他贿赂两名美国传教士作伪证，又派人暗杀调查组人员。美军观察组惊觉不对，将材料送回南京但石沉大海。
1948年冬，沈阳、长春相继解放，国民党东线崩溃。程斌在唐山丢下残部，只带家眷潜入北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借老同学关系，“洗白”履历，摇身一变成为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干事。档案里只有一句“抗日出身，误入国军，已自新”。
1951年3月，北京春雨骤至，前门大街行人四散。程斌刚从军械处汇报完工作，躲雨时撞见昔日警卫刘其昌。刘其昌因为曾随程斌叛逃，一直背负包袱，不敢多言。两人寒暄短短几句，程斌暗自庆幸“无事”，却没料到刘其昌已被列入“镇反”审查名单。一个月后，这位警卫员为减轻罪责，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写成检举材料递交北京市公安局。
罗瑞卿当即批示：“速捕速审，不得走漏。”1952年2月，程斌在办公室被戴上手铐，随后押往承德看守所。面对审讯，他无法自圆其说，一周内写下三万余字供词，涉及叛变、投敌、屠杀、行贿、暗杀等二十余项罪行。
公判那天，法庭陈列了枯黄的旧照片：母亲与哥哥被日军胁迫、山脚缴械的抗联官兵、遵化城倒塌的城墙、美国传教士的伪证信件。程斌低头念判决书，声音几乎听不见。宣判完毕，他被带往刑场，枪声划破了春日的空气。
人群散去后，一位白发老兵默默捡起落在地上的传单，上面印着杨靖宇的遗像。这张旧照片曾在抗联营地贴满树干，如今被风吹起，停在刑场尘土里，仿佛诉说着一句早已写下的注脚：背叛可以换来一时的苟安，却终究逃不过历史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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