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末，河南开封，地下党吴凤翔叛变后，日军让他去聚餐。
那天，日军特务机关灯火通明，他却掏枪顶住日军大佐的脑袋。
吴凤翔出生在豫西平顶山郏县薛店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不富裕，却也不是一无所有。
白天在私塾里念书识字，晚上回来帮家里干农活，是吴凤翔童年最常见的日子。
薛店镇靠山，山里不缺野物，兔子、山鸡、野獾，时常出没，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防身，村里不少人都有枪。
吴凤翔第一次摸枪，并不是为了逞能，而是跟着大人进山打猎。
他眼力好，手稳，心不慌，久而久之，他的枪法在乡里出了名。
十几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学中医，1930年前后，中原大地军阀混战刚歇，兵匪横行又起。
吴凤翔学医的地方，也不太平，伤兵、流民、饿殍，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他眼前。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靠一门手艺，救不了这个国家。
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听人谈起农民、谈起压迫、谈起“为什么我们总是被欺负”。
再后来，他开始参与联络、掩护，做得小心翼翼，却一步步走得更深。
真正让吴凤翔下定决心投身革命的，是一次亲眼所见的屠杀。
那天，兵匪进村，抓人、抢粮、开枪示威，有人反抗，当场被打死。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自己如果继续躲在医书和药柜后面，那么无论枪法再准、医术再好，也只是一个旁观者。
从那以后，吴凤翔一边继续以读书、学医作掩护，一边开始真正参与地下工作。
传递消息、护送人员、掩护同志，每一件事都看似不起眼，却都踩在生死边缘。
他的枪，再一次派上用场，却不再是为了猎物，而是为了人命，为了在最危险的时候，能多留一条退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地下工作变得更加残酷，敌人更狠，搜捕更密，叛徒也更多。
吴凤翔因为身手好、枪法准，被安排承担护送任务，带着一批又一批青年，穿过封锁线，送往延安。
正是在这一阶段，吴凤翔完成了从“普通青年”到“地下党员”的蜕变。
1939年的夏天，吴凤翔刚完成护送青年去延安的任务，心里惦记家中病重的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
可他没想到，敌人已经盯了他很久，刚踏进家门不久，院子外便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他就这样被捕了。
审讯来得很快，皮鞭、木棍、灌水、电刑，一样不少，吴凤翔却始终没有开口。
狱中的日子，时间变得异常漫长，可吴凤翔并没有只等死，他开始观察，看守的换班规律，牢门的松动程度，同牢犯人的来历和性格。
这里关着的不只是地下党员，还有被冤枉的百姓、被清洗的旧部，人人都在等一个机会。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40年初，一次押送过程中，看守的疏忽让牢内秩序出现短暂混乱。
吴凤翔带头扑向最近的看守，夺枪、开火，枪声在狭窄的走廊里炸响，牢门一扇扇被撞开，囚犯们汹涌而出。
吴凤翔凭着多年练就的枪法和对地形的判断，硬生生杀出一条路，越狱成功了，可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在敌人的眼里，他成了“越狱重犯”，一旦被抓，必死无疑；在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眼里，他又多了一层复杂身份。
既被国民党关过，又能活着逃出来，难免引人生疑，可也正是这层尴尬身份，让他成了一个“特殊存在”。
他回到豫西，在郏县、宝丰、襄城交界的小磨山一带落脚，这里山多路杂，既适合隐藏，也便于聚人。
短短时间内，他便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军特务系统在河南的扩张，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吉川贞佐上任不过数月，地下组织却接连被破坏，大批同志被捕、被杀，许多多年经营的线索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延安方面的电报措辞罕见地严厉，意思只有一个：再不动手，后果不堪设想。
可动手谈何容易，吉川贞佐不是普通军官，他身份特殊，警惕性极高，身边层层设防，正面刺杀，几乎等同于送死。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名字，被摆上了桌面：吴凤翔。
当这个任务被递到他面前时，吴凤翔没有多问一句细节，也没有权衡利弊，他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
吉川贞佐谨慎、多疑、残忍，想接近他，靠突袭不行，靠埋伏更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有从内部撕开一道口子。
而这道口子，必须用“叛变”来伪装，为什么非叛不可？因为只有叛徒，才会被敌人重用；只有被唾弃的人，才最容易被忽视真实动机。
吴凤翔身上的条件，恰恰完美契合了这条逻辑，他刚越狱，背着国民党的通缉令；他手里有枪，有人，有地盘。
他若走投无路，投靠日军，从敌人的角度看，合情合理，甚至顺理成章，于是，吴凤翔亲手把自己，推向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但日军体系封闭，层级森严，没有门路，连靠近都做不到，于是权沈斋，便成了那把撬门的钥匙。
这个人贪财、怕死，最重要的是，他在日伪体系里混得开，却又始终缺乏安全感，这样的人，只要给够筹码，就敢铤而走险。
吴凤翔带着银元、金条登门，姿态放得极低，他说自己被国民党逼到绝境，说自己不想再为任何主义送命，只想给手下兄弟找条出路。
白花花的银元摆在桌上，权沈斋的警惕便先松了三分，可吴凤翔很清楚，光靠钱，只能换来一次见面，换不来信任。
于是，他开始配合表演，对日军毕恭毕敬，对百姓横眉冷目，对昔日同志避而远之，甚至在某些场合，刻意流露出急于“立功”的急躁。
很快，关于“吴凤翔投敌”的消息，在开封城里传开了，骂声随之而来，但他全都忍了。
考验很快降临，先是金钱的试探，有人拎着箱子上门，说是“朋友”，话里话外暗示可以再给一笔好处，只要他帮着做点“私事”。
吴凤翔看得明白，这不是送钱，是在看他会不会私吞、会不会左右摇摆。
他表现得贪，却不糊涂，只收不答应，把态度控制在“想要，却不敢越界”的边缘。
紧接着，一个女人被送到他住处，妆容精致，举止暧昧，一看便知不是普通人。
吴凤翔心里冷笑，却装作粗鲁不耐，几句话便把人轰了出去，嘴里还骂得难听。
这一幕，很快传到吉川贞佐耳中，一个对女色不上钩、只想办事的“投靠者”，在日军眼里，反倒多了几分可靠。
从那以后，吴凤翔开始被允许出入更多地方，被介绍给更多人，甚至被当作“自己人”带进某些核心场所。
1940年5月17日这天，山陕甘会馆里与往常不同，傍晚未到，后院便已收拾妥当，桌椅摆放齐整，灯火提前点亮。
会馆坐落在开封城里最不显眼、却也最森严的一角，这里既是日军特务机关的办公地，也是吉川贞佐的临时寓所。
吉川贞佐要在这里设宴，招待几名心腹和来汴视察的日军高官，吴凤翔也在被邀请之列。
他得到消息时，把时间、地点、人员配置，在心里反复过了一遍，然后通过既定渠道，把消息递了出去。
城内的地下联络点迅速运转，接应、掩护、撤离的安排，一项项敲定。
当天下午，天色尚亮，吴凤翔和王宝义换上长衫，从正门进入会馆，岗哨例行检查后，便挥手放行。
进入后院，按照事先约定，吴凤翔负责西屋，那里是吉川贞佐所在；王宝义则去南屋，处理另一名重要目标。
院子里灯影晃动，吴凤翔走到西屋门外，他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日语夹杂着笑声，显然不止一个人，情报出现了偏差。
若按原计划，此刻屋里应当只有吉川贞佐与一名随员，多出来的人，意味着多出来的风险。
就在他判断局势的短短几秒里，门忽然被推开，一名卫兵迎面走出，四目相对，谁都没有退路。
吴凤翔没有迟疑，抬手就是一枪，枪声在狭窄的走廊里炸开，卫兵应声倒地，血溅在门框上。
这一枪，等同于宣告行动开始，吴凤翔跨过尸体，直接闯入屋内，屋里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枪口已经抬起。
最先倒下的，是日军参谋长山本大佐，子弹近距离贯穿头部，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其余几人惊慌失措，吉川贞佐反应极快，几乎是本能地钻进桌下，试图寻找掩护。
吴凤翔朝他连开一枪，却没能当场致命，他没有慌，主枪卡壳的一瞬间，已经抽出备用的驳壳枪，枪口压低，贴着桌沿扫射。
密集的枪声里，木屑飞溅，桌椅翻倒，吉川贞佐的身体被子弹击中数次，终于瘫倒在地，再无声息。
屋内其余两名日军高官，也未能逃出，短短片刻，西屋已是一片死寂。
王宝义在南屋的行动同样干脆，原定目标不在房内，他立刻转向支援，在门口截杀试图逃出的敌人，确保后路不被封死。
会馆外，事先安排的人群制造骚动，人力车早已等候在暗处，街面上渐渐喧闹起来，掩盖了枪声的来源。
翻墙、上车、拐入巷道，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等日军反应过来封锁街区时，刺客早已消失在暮色之中。
那一夜，日本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昭和天皇的亲外甥吉川贞佐，被当场击毙；随行的多名日军高级军官，无一幸免。
消息传出，震动中外，国内民众拍手称快，海外媒体争相报道，日本方面则陷入罕见的恐慌与混乱。
而吴凤翔，却在撤离后的第一时间，重新隐入黑暗，对他而言，这一桌酒局，四声枪响，只是漫长斗争中的一个节点，真正的战争，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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