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初春，成都街头空气微凉，一名四十出头的空军校官推开茶馆的木门，低声对老乡说：“总算踏上父亲的故土。”他就是黄植诚。那一刻，大厅里的人并不知道，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男子，十四年前曾驾驶一架F-5F冲破海峡云层，让许多人彻夜难眠。
逆时针拨回到1952年1月。黄植诚出生在台北松山，他的童年被螺旋桨的轰鸣声包围。父亲黄逊杰是广西横县人，抗战时期随军撤台，后来在台军担任要职。二哥、姐夫也都飞行，一家三代，洗手台上永远堆着抹过机油的旧手帕。
少年时代的黄植诚喜欢拆开航模研究发动机，玩累了就往收音机里钻，想听听广播里有没有提到“成都”或“横县”。这种模糊的乡愁陪他进入“空军军官学校专修班”。1973年夏天，他以前三名的成绩毕业，被分到第五联队。五年后，他已经是少校考核官，单机飞行时数突破两千一百小时。
王牌称号并没带来满足。相反，校场里反复播放的战史材料令他疑惑。某次课堂，他算了一笔账，发现书里宣称剿共伤亡数字根本兜不拢，便脱口追问。讲师答不上来，只能让勤务兵推来推子，“剃光头”以示惩戒。黄植诚摸着冰凉头皮，心里那道裂缝扩大了。
1979年后，台湾空军开始把“击落米格机”设成联欢会趣味奖项。一次，副司令高举宝剑当奖品，台下喝彩声不断，黄植诚却僵着脸。他对身旁同僚低声嘀咕：“打的都是自家人，哪来的荣耀？”这句话没有传出去，却在他心里留下种子。
1981年8月8日上午八点，清泉岗基地天色极好。黄植诚要考核中尉许秋麟，机型F-5F，编号5361。起飞后，他完成例行科目，随后要求后座关闭暗舱灯，理由是“练习仪表”。机头轻轻侧倾，划出一个几乎看不出的角度，云层成了天然屏障，航向朝福州偏移。
机内对话简短。许秋麟忽然觉察：“前座，方位不对？”黄植诚平静回应：“我回大陆，你若不愿，可跳伞。”话音落下，他调转机头，将飞机压向东引岛上空，放慢速度，为后座留出时间。许秋麟拉下射座柄，伞花在浪尖展开。黄植诚再度压杆，加速冲向北方空域。
油量告急。仪表盘上的指针晃动到红区，他用无线电呼叫：“我是国军飞行员黄植诚，请求引导落地。”对岸塔台沉默两秒，然后给出密码口令和俯仰指令。九点二十八分，福州机场跑道灯未及关闭，F-5F稳稳落地。值班地勤跑来，望见机身尾舵那面青天白日旗，却听见舱门里传出一句标准普通话：“辛苦了。”
四天后，福建军区礼堂座无虚席。表彰令写着：奖励人民币六十五万元，任命为解放军红军航空学校副校长。那是当时极高的奖金。更重要的，是一纸回到家乡的通行证。从此，他不再需要在夜色里分辨哪边是“中线”。
奖金没有久留。黄植诚探亲路过横县老宅，看到村小学屋顶漏雨，当场掏出一万；再去成都青羊宫旁的孤儿院，又留下数万。65万元，几乎全部被他分批捐出。他解释得轻飘：“挣来的早晚要花，能帮点忙就好。”
爱情来得同样痛快。1982年春，他在一次航空科普活动上遇到四川姑娘马红。对方是川航的空中乘务员，学过日语，性格爽朗。第二次见面时，马红开玩笑：“黄教官，你那架飞机值几百万美元吧？”黄植诚笑答：“飞机国家收走了，人还在，不嫌弃就好。”几个月后，两人领证，婚宴席开三十桌，宾客里不乏将军、院士，也有普通机务兵。
之后的岁月，他先后任空军某试飞团长、解放军航空学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退役后又在北京创办“两岸平诚航天投资公司”，拉来台湾老同学合伙。有人劝他搞房地产挣钱快，他摇头：“飞行培训才是正路，同胞多交流，比赚几个大钱重要得多。”这话或许带点理想主义，却让不少年轻学员得以跨海受训。
有意思的是，曾被祭出的“反面教材”，却在台军后辈之间成了茶余饭后的传奇。林贤顺、李大维等飞行员相继效仿，1986年至1990年又有三架战机落地漳州、汕头。对岸防范再升级，但人心难控。只要还有人想回家，雷达网再密，总会露出缝隙。
黄植诚闲暇最大的乐趣是钻研川味与闽南味的融合。政协会议间隙，他常带委员们去自家小店“平诚食铺”。菜单上，担担面配滷肉饭，酸辣与甘醇混搭，宛如他的人生轨迹——跨越天空的两条航线，在一只白瓷碗里重新交汇。
2021年，他接受航空史口述访谈，被问及八一那天的情景，只说了八个字：“油少，心不乱，就够。”对话结束，他顺手在采访手册空白页画了个V形航迹，底下写了自己的座右铭：“家在那头，飞过去。”随后合上本子，起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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