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张光东被调回北京，张云逸病重时询问儿子：你能回来吗？
原标题：1973年，张光东被调回北京，张云逸病重时询问儿子：你能回来吗？
1952年4月4日，细雨笼罩的柳州城刚刚天亮，一封来自中南海的电报被送进广西省军区司令部。张云逸拆开薄薄的信纸，毛泽东要求他暂时放下担子、专心疗养。字里行间透出的关怀，让这位驰骋沙场半个世纪的老将军一下红了眼眶——六十多岁的身子骨终究吃不消了。
信纸叠好，放进衣兜，张云逸没有马上休息，而是拿起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小字：“身体欠佳，工作未了，尚需思人代之。”在他看来，革命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这时，他想起远在北京读书的幼子张光东——那个让人感叹“老来得子”的孩子，或许将来能接过另一个战场的接力棒。
时间倒回二十年前。1932年，身经百战却从未负伤的张云逸，刚以攻心战术迫使对方整营投降，被部下看作“福将”。然而这位“福将”真正欣慰的事，却是1950年儿子第一次叫他“爸爸”。当时他在山东前线指挥作战，匆匆赶回南京老宅，抱起襁褓里奶声奶气的小光东，转身又上了火车。军帐中的他常自嘲：陪敌人时间多，陪儿子时间少。
张家从不准搞特殊。张光东读小学时，报名表父亲那一栏空着，只写母亲韩碧的名字。小伙伴不解，他回家发问，得到的回答干脆利落：“把自己当普通娃娃，别学会仰人鼻息。”到了初中，干部子弟大多进了俄语班，他却被父亲指定去学英语。张云逸的理由听来朴素：“朋友遍天下，语言先铺路。”这股子平民化的育儿思路，让同学们对“大将之子”的印象更多是随和而非高高在上。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当周总理把烫金命令郑重递给张云逸时，这位“老革命”双手接过，轻轻一抖，金星闪闪。他对身旁的许光达轻声说了句：“领回来，也得做得起。”外人不知道，早在授衔之前，张云逸一连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婉言推辞，还开列出至少五位更年轻的将领名单。毛泽东笑着批示：“不可推。功劳簿上写得清楚。”大将军衔最终落定，却按元帅待遇发薪，这也让战友们戏称他是“工资最高的大将”。
戎马倥偬之外，张云逸脑子里总转着“后勤”二字。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部队断烟，他干脆盘下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拉来几位上海技师，硬生生搞出“飞马牌”香烟。不久后，延安小集市上便能见到飞马的商标，甚至通过秘密渠道流向敌占区。抽着自己生产的烟，老兵们拍着胸脯说：“司令懂我们。”
转眼到六十年代。怀揣198分高分录取通知书，张光东踏上北去哈尔滨的列车。在送别的站台，张云逸只说了一句：“到那儿就别惦着家，军工科研也是战场。”于是，年轻人带着一只大挎包和父亲的嘱托，埋头于晶体管与线路板之间。1966年毕业，他被分到四川山区的某秘密研究所，专做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硬件攻关。五年里，他回京只有两次，连春节也常守在机房。
1969年，七十五岁的张云逸进入高强度透析治疗阶段。医生劝他少抽烟，他却把口袋里的飞马留作纪念，改喝清茶。偶尔见到老战友来访，他笑着调侃：“子弹没打着我，糖尿病把我逮住了。”话虽轻松，体重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中央多次嘱咐他搬进三〇一医院，张云逸推了几回，直到1973年春天才被“押”进病房。再次躺在病床上，他开始思考那个拖延已久的话题——儿子究竟何时能回到身边。
7月的一天傍晚，张光东突然接到调令，被通知归建北京。火车还在石太线的隧道里颠簸时，他已大致猜到原因。抵京后，他背着包直奔医院。推门的瞬间，老将军正半卧床头，眼神有些涣散，又像在搜寻熟悉的脚步声。灯光下，父子对视半晌。张云逸艰难抬手，声音低得几不可闻：“你能回来吗？”这短短五个字，几乎耗尽他的气力。张光东鼻子一酸，俯身握住父亲发凉的手掌，只是连连点头。
入秋后，病情迅速恶化。张光东获准留在总后某局，白天上班，夜里陪护。老人偶尔清醒，习惯性地问公事——桂东粮食收成如何、四川兵工厂搬迁进度是否按期完成——仿佛仍在战场指挥。病房的床头柜上摆着一本《资治通鉴》，旁边压着那封被翻阅得起皱的1952年电报。护士换药时无意瞥见，心生敬意，却听见老人轻声嘟囔：“休养半载？拖到如今，愧对主席。”语气里全是自责。
1974年11月19日清晨，心电监护仪的波形停在一条直线上，82岁的张云逸走完了他历经四十三载烽火与建设的征途。当天夜里，北京下了一场小雪，张光东守在灵床旁，回想着父亲最后一次清醒时的叮咛：“位子是借国家的，功劳是大家的，做人要干净。”这句话，他默默记下，带进了自己后来的技术岗位——一丝不苟、不争功名，却把每一次测试、每一行代码都写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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