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4日深夜，湘潭县滴水洞外细雨如丝，气温逼近冰点。松林间雾气翻滚，接待所值班员裹紧棉衣守在走廊，他猜不到半小时后会传来急促的拍门声。
下午三点，陈伯达刚被专车送到韶山。按规矩，他要住进松山1号——毛主席1959年下榻的那间客房。工作人员忙着换床单、擦紫檀书桌，还给房门滴了机油，却忽略了卫生间那把老锁舌。
此行动机始终是谜。有人说他来“考察思想源头”，也有人认为他想暂避京城风暴。到底为何南下，连随行秘书都说不清，只记得他脸上透露出难掩的焦躁。
二十七年前的延安，他在一个关于孙中山的讨论会上滔滔陈述三民主义演变。毛主席突然起身拍手，并把他叫进窑洞彻夜长谈。那晚之后，他变成主席身边的一支笔。
凭这份赏识，他被调进主席办公室，先做副秘书长，后掌政治研究室。草拟公报、修改社论，他敢在行文里夹带寓言和隐喻，被同僚称作“理论尖刀”。
田家英是另一把锋利的刀。两人同为秘书，却像南北磁极。陈在研究室抱怨：“他拦着我见主席。”田回敬一句：“他爱表演。”暗潮汹涌，旁人插不上话。
1966年初，北京气氛紧绷。陈伯达身处文革小组核心，却突然南下。列车到长沙，他换上灰呢大衣，刻意低调，湖南省委依规仍派专车把他接到韶山。
进松山1号后，他先去滴水洞旧居踱步，站在木椅前发呆良久。晚餐时接待人员原本想请他给讲解员授课，结果他开口就是闽南话，场面一度尴尬收尾。
夜深风大，他起夜顺手把卫生间门带上。“咔哒”一声，潮气锈死了锁簧。他拽门几下无果，只好拍门高喊：“开门！冷！”声音在走廊里来回撞击。
值班员循声赶来，发现备用钥匙也转不动，只得用螺丝刀撬。十分钟后门被扭开，陈伯达裹着大衣，脸色发青。端来的开水已经凉透，他甩下一句“算倒霉”便关灯上床。
这桩小插曲没写进官方记录，知情人回京后悄声议论：山中潮湿，真可以坏大事。陈伯达似乎更加警觉，返回北京后每日伏案到深夜，五月干脆搬进人民大会堂值班室。
1971年“九一三”前后，他被隔离审查；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那一年他已七十七岁。次年因健康缘故，获准保外就医。
搬进北京医院宿舍后，他的房间不大却被成排书架塞满。生活费最初每月一百元，1983年调至二百元。陈晓农负责照料，他常跑旧书摊为父亲寻《史记》《联共党史》残本。
1989年9月20日午餐时，陈伯达刚合上当天《参考消息》，忽然捂胸前倾，只来得及嘱咐：“书收好。”随后失去意识。心肌梗塞，使他在八十五岁那年止步。松山1号的那把旧锁此后被更换，却再没遇上像那晚一样的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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