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开国将帅”4个字，可能就像历史书上的一个遥远的词汇，哪怕心里明白他们为新中国做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也难以真正切身体验。
不过，其实到了今天，还有一位开国将帅依旧健在，说起来令人震惊，他都已经102岁高龄了。这位身子骨依旧硬朗的老将军，就是王扶之。
1923年，王扶之出生在陕西的一个贫苦农家，世代都是在地里干活的老实农民。小小年纪，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只能跟着爷爷和父亲相依为命，刚刚学会走路就开始帮着家里干活了。
稍微长大些之后，王扶之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了。那时候陕北的日子苦，风沙大、收成薄，饿肚子是常事，地主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父亲心疼孩子，求人送他去私塾读了几个月书，这短短几个月的启蒙，成了他一生宝贵的“文化财富”。
1935年，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来到了王扶之所在的村子。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队：不抢老百姓的一粒粮食，不占老百姓的一寸土地，反而帮着挑水扫院子、收割庄稼。
看着战士们和乡亲们亲如一家的样子，12岁的王扶之心里像揣了一团火，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我要当红军！”
可红军怎么会收这么小的孩子？幸好王扶之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虽然年龄小，但从小干活，身体看起来要比同龄的孩子们壮实不少，在招兵人员问他多大的时候，他不答反问：“你看我像多大？”
招兵的同志估摸着有16、17岁，他立刻顺着话头说：“差不多，17了！”就这么一句“谎言”，让他扛起了一根绑着铁尖头的梭镖，成了红26军“少共营”的一名小红军。
那时候红军武器匮乏，新兵大多都配不上枪，梭镖、大刀就是主要武器。参军没多久，王扶之就迎来了人生第一场战斗：劳山战役。
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敌人在高地上往下喊：“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气候！”这话反而激起了“红小鬼”们的斗志。
少共营采取正面牵制、两侧迂回的战术，王扶之跟着队伍从侧面悄悄摸上山坡。看到一个东北军士兵正举枪瞄准，他握紧梭镖冲上去，一把抵在对方脖子上，吼道：“缴枪不杀！”那士兵愣在原地，没想到眼前这个半大孩子这么勇猛，乖乖放下了枪。
这把缴获的枪，成了王扶之的第一件“战利品”，也让上级注意到了这个胆大机灵的孩子。当得知他还读过几个月私塾、认得字时，领导如获至宝，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有文化的人可是稀缺资源。
不久后，王扶之被调去测绘集训队学习画地图，13岁那年，他光荣入党，成为了当时红军队伍中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谁也没想到，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红小鬼”，将来会成为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扶之被分配到115师344旅687团担任测绘股长。
1937年，平型关大捷打响，这是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胜。战斗前一夜，天降暴雨，王扶之和战友们用油布裹着枪支弹药，踩着齐小腿深的泥泞向阵地急行军，不少人摔倒了又爬起来，没人敢出声暴露目标。
第2天清晨，日军的辎重车队钻进了伏击圈，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
王扶之当时是测绘员，心里惦记着给部队缴获一个日式望远镜，冲锋时不小心被弹片击中左脸，留下了一道永久的伤疤。这场战斗，他不仅见证了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磨练了意志。
后来部队南下，王扶之成为新四军第3师的一员，在苏北敌后开展游击战。敌后战场的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没有电台、没有汽车，甚至连固定的指挥部都没有，师长传达命令常常要靠两条腿跑。
1939年的一次战斗中，部队缴获了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整个3师就这么一辆。王扶之没事就琢磨着练习骑车，没多久就练得炉火纯青。
巧合的是，3师师长黄克诚高度近视，骑马不方便，看到王扶之骑车技术好，就经常让他载着自己巡视部队、传达命令。
于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成了新四军的“流动指挥所”。在苏北反“扫荡”的日子里，黄克诚师长常常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边颠簸前行，一边听取战报、制定作战计划。
有一次，师部转移时遭遇日军，特务营的阵地岌岌可危，王扶之骑着自行车驮着黄师长，在枪林弹雨中快速转移，师长就在车上下令调兵增援，最终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计划。
除了当“自行车司机”，王扶之还干过危险的策反工作。
他年纪小、长得不像当兵的，经常乔装成老百姓混进伪军队伍，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交朋友，搞情报、做动员。这种工作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可他脑子活、遇事不慌，干了好几年都没出过差错。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王扶之说：“那会儿没想过怕，只想着能为部队多做点事，能早日把鬼子赶出去。”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王扶之所在的39军作为首批入朝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战场。
入朝第一仗，他们就遇上了号称“从无败绩”的美军王牌骑兵第1师，在温井战斗中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王扶之带领的343团冲在最前面，立下了头功。随后的五次战役，他场场不落，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很快升任115师代师长。
1952年8月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当天上午，王扶之正在坑道里和作战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等人研究战斗经验，《人民日报》的记者刘鸣也在现场采访。
突然，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坑道顶部，伴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坑道轰然坍塌，王扶之和7名战友被埋在了20多米厚的土层之下。
等王扶之苏醒过来，四周一片漆黑，耳朵嗡嗡作响，一条腿被圆木和石块死死压住。他挣扎着呼喊战友的名字，只有苏盛轼和陈志茂回应，其他5人已经没了声息。
在绝望的环境中，王扶之没有放弃，他用双手一点点扒开身上的土石，花了几个小时才挣脱出来，又艰难地帮助另外两位战友脱身。
3人都受了伤，苏盛轼3根肋骨被砸断，王扶之和陈志茂腿部负伤，坑道里没有食物、没有水，电话也全被炸坏，敲打脸盆水桶的声音根本传不出去，空气越来越稀薄。
外面的救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消息传到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打电话给39军军长吴信泉：“想尽一切办法，把王扶之抢救出来！就算牺牲了，也要把遗体运回国内！”
工兵连的战士们冒着敌机的轰炸，昼夜不停地挖掘，可塌方太严重，刚挖开一点就又塌了下去。到了第2天上午，救援陷入僵局，军部开始准备后事，有人找来坛子，甚至还为个子高大的王扶之准备了棺材。
吴信泉军长含着泪给志愿军总部发了电报：“王扶之等同志生还无望。”志愿军干部花名册上，“王扶之”后面被标注上了“牺牲”二字。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转机出现了。8月3日下午，工兵连副连长刘文才在挖掘时，突然看到两只苍蝇从坍塌的石缝里飞了出来。
他眼前一亮，大喊道：“苍蝇能活，人就能活！里面有空气！快挖！”
这个发现让救援队伍重新燃起希望，师政委当即下令增派部队，加快挖掘速度。战士们改用铁锹轻挖、徒手刨土，轮班不休，终于在当晚 打通了洞口。
当洞口被撬开一道缝隙时，里面传来了微弱的回应。王扶之是最后一个被抬出来的，他坚持让战友们先救伤势更重的苏盛轼和陈志茂。
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浑身是伤，可眼神依然坚定。从被埋到获救，整整38个小时，这场奇迹般的生还，让王扶之终生难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扶之回国深造，毕业后历任39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位。1968年，他调入总参谋部担任作战部副部长，后来升任部长。
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他参与指挥了两场意义重大的战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
1969年，苏军在珍宝岛多次挑衅，王扶之坐镇总参作战室，连续数夜研判局势，协助制定反击方案。最终，我军成功击退苏军，还缴获了一辆当时最先进的T-62坦克，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
1974年，西沙群岛遭遇外敌侵犯，叶帅、邓公坐镇总参指挥，王扶之负责协调各方力量、保障通讯畅通。面对敌军的大舰，我军以小艇迎战，他凭借精准的情报汇总和战术协调，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撑，最终收复了被侵占的西沙三岛。
1975年，王扶之被调往山西省军区担任司令员，从总部到地方，有人替他惋惜，可他却笑着说：“我现在这官可不算小啦，能为老百姓做事就行。”
在山西的那几年里，他脚踩布鞋走遍吕梁、太行老区，看到不少村庄缺水缺路，当即推动军民共建计划。部队官兵和村民一起修水渠、垫山路，军区医院定期下乡义诊，他还动员干部战士捐钱捐物，帮20多个贫困村建起了小学。
后来，王扶之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一去就是多年。他把家安在了边防一线，经常带着参谋翻雪山、走戈壁，勘察边境地形，牵头修建了10余座边防哨所。
针对边疆地区的民族情况，他推动部队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村寨结对子，帮牧民盖暖圈、教种植技术，还协调解决了不少民生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根基。
1998年，75岁的王扶之正式离休，但他依然心系国家和人民。
他和马品芳委员一起提出的渤海海峡修铁路的提案，为后来的渤海跨海通道规划奠定了基础；他还经常参加拥军优属活动，给年轻人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离休后的王扶之，生活过得简单而规律。
每天早上早早准时起床，做一套自己编的健身操，伸胳膊、下蹲、转肩，动作不快但一丝不苟。三餐定时定量，七分饱即可，粗粮细粮搭配，从不挑食。
他坚持了几十年读报的习惯，如今视力下降，就让护工读给他听，国家大事、社会民生，他都了然于心。
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王扶之一直有个心结：当年他是瞒着父亲参的军，此后战事不断，他再也没回过家，甚至没能给家里捎个信。父亲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整日以泪洗面。
战争结束后，王扶之终于有机会回乡探亲。他乘坐火车到了子洲县，又雇了一辆驴车前往老家村子。路上，他和赶车的老汉闲聊，老汉看着他的军装感慨道：“我儿子当年也去当红军了，这么多年杳无音信，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王扶之心里一动，连忙问：“大伯，您儿子叫啥名字？说不定我认识。”当老汉说出“王福治”（王扶之原名）时，王扶之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从驴车上站起来喊道：“爹！我就是您儿子，我回来了！”
父子俩时隔几十年，在这样意外的场景中重逢，相拥而泣，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如今，102岁的王扶之，成为了1614位开国将帅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左脸的伤疤见证着战火的洗礼，可他的精神依然矍铄，眼神里透着军人特有的坚定与执着。
有人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总是摸着胸前的勋章，用带着陕北口音的普通话说：“没给红军丢人，没给国家丢人。”
这句话，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一位老革命家的赤胆忠心。王扶之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史的生动缩影，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鲜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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