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铜编钟，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图源：视觉中国
源远流长的中国礼乐文明，表现方式众多，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青铜乐钟。
这种合瓦型的钟可发出两个不同的音，
二者在一个钟体内“和谐共处”，深藏着礼乐文化的精髓——和。
在中国两条母亲河——黄河与长江的孕育之下，富有智慧的中国先民在漫长的历史中造就了无数辉煌。早在远古时期，用陶土烧制的铃就在先民们的手中，不断变换着造型。有的是合瓦型，但是略扁，口部略敞阔；有的是椭圆形，口部是齐平的。这些陶制的铃大多数的顶部都有穿孔，但是位置不完全统一，数量也不尽相同，有的一个，有的四个。不管有几个孔，它们的存在都表明，陶铃是悬挂起来、被摇动着、靠着铃舌碰撞发出声音的。
这种铃常常出现在祭祀、狩猎、征伐或者乐舞的场合中，想必这当当作响的陶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后来，伴随着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铜铃的铸造技术得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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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多元 交相辉映
在周代以前，长江流域有着多样的古国文化，其中几乎都有铜铃的身影。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43件铜铃，它们的造型不完全相同：
有的是兽面纹，两侧有翼，口部齐平，两铣微外侈，扉棱腰部微内弧；有的两侧虽然没有扉棱，两铣侈张程度相对较大，但腔面有粗阳线圆目、张口、豁齿的兽面纹；
有的铜铃两铣外侈，于口内弧，铣角尖锐，两侧有扉棱，顶部有桥钮；有的则带有双尖角外弧的羽翼类扉棱，庄重又不失灵动；
还有的铜铃造型奇特，呈喇叭花形，顶部有环钮，下为花托，下面连结着饰波曲纹的花房与连珠纹的四片花瓣，其中包含着呈花瓣状的柱状铃舌。
在三星堆七号坑考古挖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对坑内文物进行清理后，发现了一个兽面铜铃。
摄影：余嘉
绝大多数铜铃的顶部有桥钮，也有的带有穿孔。有的杵状铃舌尚存，挂在内腔顶部的环钮上，也有的铃舌脱落，只留下可供悬挂的横梁或穿孔。
还有的铜铃带有锥形的铜挂架，上有大小不等的多种形制的圆环和“8”字形链环，不仅能够与铜铃桥钮相套合，还在每个链环上挂有扇贝状饰物。这样的铜挂架至少有20余件，大小不等，能够与铜铃的大小相匹配。
这些造型不同却都可以悬挂敲击的铜铃，既与黄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它们极有可能是多种文化因素融会的结晶。地处西南的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很多件铜铃，其中在“梅苑”东北部祭祀区中，就有造型是合瓦型、顶部带桥钮、于口弧曲的铜铃，重要的是，铃舌也保存下来了。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处在成都平原，两者相距仅30多公里，都是大型中心聚落。以上的这些铜铃基本上出自祭祀坑和祭祀区，表明它们都是祭祀用器。只是与二里头铜铃遥相呼应的古蜀国铜铃，尽管同样有重要的祭祀功用指向，却不再与镶嵌绿松石的龙纹铜牌、嵌粘绿松石的龙相伴了。
三星堆是四川省著名的考古遗址，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众多珍贵文物。摄影：余嘉
有一种历史现象十分值得留意，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条大河的孕育之下，出现了分立南北的铜铙。
在江西吉安新干县商代大墓中出土了三件铜铙，其中一件的腔体造型是六边形，带有长甬，中空与内腔相通，甬上没有可供悬挂的任何孔或者环，在口部的正中央有凸起的台面。腔体正中为轴，两边以阳线云纹与连珠纹相间为地，各有一凸目，靠近两铣处、舞部和鼓部凸起处都可见刻绘方式、造型不同的云纹，如此便构成了别有风格的“兽面”。另外的两件腔体都呈合瓦型，形制大致不改变的情况下，唯组成“兽面”各部的纹饰刻绘方式、云纹的造型不同。
同样是兽面纹铜铙，在湖南宁乡市三亩地的窖藏出土的铜铙，形体要比新干商代大墓铜铙大，但腔面的纹饰布局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都是以正中为轴，以云纹为地，两边各有一凸目，鼓部正中有突出的纹饰，各部的纹饰刻绘手法与造型大致相同。虽有细节上的差别，但整体构成的张目、有额的“兽面”纹，却与新干商代大墓铜铙近似。这件铙的腔体是合瓦型的，甬并不长，口部有弧度，两个侧边向外侈张，口部略微开阔，敲击口部的正中和两边，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高。
在湖南宁乡北峰滩还出土过一件体形硕大、腔体造型呈合瓦型的铜铙，腔面上有粗阳线勾勒的兽面纹，口部以上的正中、甬部等处都饰云纹，内腔近于两侧处各有两虎，虎头朝向铜铙的口部。在宁乡师古寨同时出土了五件铜铙，其中包括虎纹大铙和象纹大铙各两件，兽面纹大铙一件。这些铜铙在纹饰上的最大共性，是腔面的主体纹饰均为兽面纹，不同之处在于虎纹大铙正鼓部兽面的“鼻梁”较宽，两个侧鼓部各有张口、卷尾立虎一只，头向与正鼓部相背，而象纹大铙的侧鼓部是卷鼻、张口的立象。这样的以兽面纹为主的合瓦型大铙，在湖南的岳阳、益阳等地也有出土，此外在株洲、长沙、醴陵等地还有合瓦型腔体的有枚大铙。
商代象纹大铜铙，宁乡市月山铺乡转耳轮出土，长沙博物馆藏。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出土的铜铙，在纹饰上表现出浓郁的地方土著文化特色，与殷墟遗址出土的铜铙有着较多差别。然而，这些身处南北的铜铙，绝大多数都有着相同的合瓦型腔体，具备“一铙两音”的发声基础。与铜铃相同，这些铜铙也可以敲击发声，这种音乐性能上的历史传承与内在统一性，使得铜铙与铜铃一道，成为跨越地域、族群、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礼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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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南北 砥柱中流
在牧野之战取得胜利的姬姓周族，在巩固霸业、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在继承的同时也不断完善着分封制度与礼乐制度。
周人崇尚“悬”，在继承和融合铜铃与铜铙的铸造理念与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兴的“乐钟家族”成员——甬钟。从兴起之初，甬钟的腔体形制便基本上锁定于合瓦型，并在开发过程中不断汲取诸多铸造经验，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规范。也正因为如此，合瓦型结构先天具备的两个音高的性能，便有了被着重开发的新契机。
在四川省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的这些铜铃和铜挂饰，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祭祀区。这些小型铜器大多不能单独成器，很可能是一些大型铜礼器上的附件。摄影：唐文武
周王重视经略四方，尤其擅长以分封的方式将宗族嫡亲或功勋卓著的元老家族安排于各方，使之成为军事驻防的重要力量。在诸多分封的诸侯国当中，地处随枣走廊的曾国是非常重要的南方战略屏障。在商周时期，随枣走廊是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的运输通道。随枣走廊东北面为桐柏山，它是湖北与河南的界山、淮河的发源地；与桐柏山并列的是大洪山，隔开了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两山之间就是随枣走廊，它之所以被称为“随枣走廊”，是因为随州、枣阳扼守其关键之处。
在湖北随州的叶家山墓地当中，位于中部偏南的M111是最大的一座墓葬，曾出土了四件甬钟。这座墓的主人是西周早期受周王室派遣的一代曾侯。甬钟的腔体是合瓦型，甬上就有可供悬挂的环，上面有细的阳线云纹，还带着对称的小乳钉，甬中空与腔体相同。舞部饰对称的阴线云纹四组。腔面布局均衡，纹饰略有别，可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的钲、篆带和枚带之间饰小乳钉为界，界栏外有细阳线方框；另外一组的钲、篆带和枚带之间的细阳线方框内是圆圈纹。无论是钟体的形制，还是分散在各部的纹饰，都体现着较为鲜明的周文化特征，尤其是钟面上的这两种不同的纹饰，与黄河流域的早期甬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四件甬钟当中，有两件钟的右侧鼓有细阳线鸟纹，这是极为重大的发现！长期以来，经过对周代甬钟的广泛研究，这种在侧鼓音单独刻绘的鸟纹，是“一钟双音”的标记。这是周人留给后代的具有绝对原创的音乐文化遗产！他们在不断的铸造与调试的过程中，慢慢找到了开发两个音高，并能有效地控制为小三度的技术手法。为此，周人在能够敲击发出第二个音高之处，在铸造钟体刻绘纹饰之际，留下了鸟纹标记。测试证明，几乎所有带这种鸟纹标记的合瓦型甬钟，敲击口部正中的鼓部与鸟纹指示的侧鼓部，都可以得到两个不同的音高。叶家山这四件甬钟的一钟双音的音乐性能稳定，发音清晰，音质佳。其中，两件带侧鼓部纹饰的钟，是目前已知时期最早的。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甬钟，腔体是合瓦型，甬上就有可供悬挂的环，上面有细的阳线云纹，还带着对称的小乳钉，甬中空与腔体相同。舞部饰对称的阴线云纹四组。腔面布局均衡，纹饰略有别，可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的钲、篆带和枚带之间饰小乳钉为界，界栏外有细阳线方框；另外一组的钲、篆带和枚带之间的细阳线方框内是圆圈纹。图源：湖北省博物馆
如果说这是西周早期周文化在随枣走廊传播的话，那么，与甬钟同出的铜镈，则有着更为重要的另一种文化指向。叶家山M111墓还出土了一件铜镈，腔体造型是椭圆形，舞部上方有扁平长方形钮，饰细阴线云纹，下方有桥。舞部素面，中心开方孔与腔体相同。钟面饰兽面纹，鼻梁处有脊，上有高冠凤鸟云纹，兽面纹上下区分边栏，以云纹为地，中间饰程度不等的涡纹，鼓部素面，两铣有扉棱，饰卷尾、张口、头朝下的透雕扁虎，口部齐平。
与这件铜镈形制相近的，还有在湖南邵东民安村出土的铜镈、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虎饰镈（39211）和上海博物馆的四虎镈（12371）。这几件出自长江流域的不同地区的四虎镈，形制、纹饰上有很多共性，比如横截面都是椭圆形，腔面纹饰布局大致相当，正中都有饰鸟纹的中脊，两铣的四虎都是头朝下等。当然也有不少差别，如叶家山M111出土的铜镈兽面纹的线条紧凑而凝练，两个凸目尺寸缩小，其他几件的兽面纹则更倾向凝重与威严，圆目尺寸也略大。
长江流域的湘赣地区出土多件铜镈，除了四虎镈外，还有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铜镈，和湖北随州毛家冲村出土的铜镈。此类铜镈的最大特征是两侧边饰羽纹扉棱，顶部有凤鸟，毛家冲铜镈的腔面正中有脊。根据研究结果可以知道，四虎镈与羽纹扉棱镈有文化亲缘关系。与叶家山M111出土的这件铜镈相比，羽纹扉棱镈的土著文化背景就显得比较突出。叶家山铜镈是与四件甬钟同出的，在音高序列上能够结合构成一组，形成一个八度加一个四度的音域范围，有着鲜明的周文化背景。
湘赣地区的铜镈，在商代的流布范围基本上不出长江以南。叶家山这件四虎镈的出土，清晰地说明到了西周早期，铜镈北上的路线是要经过随枣走廊的，这说明周王派来驻扎的曾国不仅是军事布防的要地，还是沟通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这正是周王室战略谋划的文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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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拓展 再续辉煌
在周人对甬钟的铸造与音乐性能等方面的不断开发之后，礼乐文化的进程继续推进，“乐钟家族”的另一位“成员”——钮钟出现了。与铜甬钟和铜镈相比，钮钟的腔体不大，但是在拓展音域方面却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湖北枣阳市东南的吴店镇郭家庙曾国墓地M30曾出土了钮钟十件，腔体呈合瓦型，舞部上方有桥钮，腔面饰细阳线兽面纹，无篆带、枚区，正鼓部有纹饰，于口上弧，两铣斜直微侈。
湖北枣阳吴店镇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钮钟，腔体呈合瓦型，舞部上方有桥钮，腔面饰细阳线兽面纹，无篆带、枚区，正鼓部有纹饰，于口上弧，两铣斜直微侈。图源：湖北省博物馆
这是目前所见时期较早的、10件一组的钮钟，钟的口部留有人工磋磨的痕迹，表明这套钟极有可能是经过调音的。测音结果显示，每一件钟的正、侧鼓部都可以发出一个稳定的音高，两音之间基本上是三度关系。十件钟的发音连起来可构成五声音列，音域范围可达两个八度加一个四度。这又是一个重大发现。
继甬钟之后出现的钮钟，总体上是吸收了甬钟铸造、音高调试和音高序列等方面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对于一钟双音的性能开发，铸造之后的调音环节始终是极其重要的阶段。钮钟的腔体比甬钟小，调试音高的难度就会加大，而郭家庙这套钟的调音手法与调试结果表明，曾国的铸钟工匠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这套繁难的技术。并且，在音高序列和音域范围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突破了西周时期的四声音列，提高了这套钟的音乐性能，显示出礼乐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进入东周时期以来，乐钟家族的“成员”之间逐步形成了多种“联盟”，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汉东东路墓地、文峰塔墓地等处就分别出土了青铜乐钟、石编磬若干。其中，枣树林墓地M190就有铜镈4件、甬钟17件、钮钟13件；汉东东路墓地的M129有铜镈4件、甬钟16件，另有石磬2套。此外，另有很多资料尚未公布。总体上看，这些两种或者三种乐钟同出，不排除是合作编组的可能性。在丹江水库西岸的淅川仓房下寺的M1和M2分别有成套的钮钟和甬钟出土，尤其是M2的甬钟共计26件。M10出土铜镈8件、钮钟9件。距离此墓地不远的和尚岭M2出土了铜镈8件、钮钟9件，徐家岭M3出土了铜镈8件、钮钟9件。此外，在江苏丹徒六合程桥M2出土过钮钟7件、铜镈5件，在丹徒北山顶墓地出土了铜镈5件、钮钟7件，另有编磬12件。
在湖北武汉琴台大剧院内的《编钟乐舞》表演中，演出人员正在用编钟（仿制品）与民族管弦乐共同演奏《千年回响》曲目。该剧用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震撼人心的视听文化盛宴。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出自楚墓、吴墓的青铜乐钟都有程度不同、手法不等的调音痕迹，表明它们都经历过铸造成型后的人工调试。测音结果表明，它们是有着相互合作的基本条件的。比如，下寺M10的铜镈与钮钟的音高可以形成由低到高的排列，并且音域范围达三个八度加一个六度，徐家龄M3的两种乐钟的组合音域几乎可达四个八度。
战国时期的楚国与曾国墓葬仍旧出土较多青铜乐钟，其中在枣阳九连墩M1就出土了包括甬钟和钮钟在内的34件钟，M2也出土了钮钟11件、石编磬19件，另有其他丝、竹、革类乐器。当然，最为重要的还要属在随州擂鼓墩M1，此墓的墓主是又一代的曾国国君——曾侯乙。此墓共出土乐器9种125件，其中有令世人瞩目的大型组合编钟，这套钟包括甬钟、钮钟、铜镈三种钟型，共计65件。与此同出的还有编磬、鼓、琴、瑟、均钟、笙、排箫、篪等共计50件，此外另有与此相关的若干附件等。这套钟在出土时就是悬挂在钟架上的，共分三层，上层为3组钮钟，中层为3组甬钟，下层为2组大型甬钟，另有铜镈1件。
铜镈的腔体呈扁椭圆形，舞部上有蟠龙复式钮，腔面分布明确，钲部以圆梗界隔，中间有铭文，两侧各以浮雕龙纹为地，缀5枚圆泡。鼓部饰浮雕龙纹，其上复饰阳线三角雷纹、圆圈纹。甬钟腔体造型是合瓦型的，于口上弧，舞、甬、篆带与鼓部均饰蟠龙纹，钲部与鼓部多有铭文。各钟的枚长短不等，也有的钟无枚，其中下层甬钟是长枚，中层一组是短枚，中层二组无枚，中层三组是长枚。钮钟的造型是合瓦型，于口上弧，舞部上方有桥钮，除了二、三组钮钟的桥钮饰绹纹外，其他钮钟通体无枚无纹饰，表面有铭文。
三种钟型的内腔不同位置均有调音磨砺的痕迹，都是在铸造成型后的打磨，粗细程度各不相同。原来，到了战国时期的曾国铸钟工匠，已经能够熟知青铜乐钟的型式、钟体大小与音高对应的关系，以及成型后的磋磨手法、位置与音高要求之间的关系等。可以说，从钟胚的设计，到最后的调试整个过程，都已经做到了相当的精细化程度。这套钟音色优美、音列充实、音域宽广，每件钟都可以发出相距三度关系的两个不同音高。下层钟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悠长；中层钟当中，大者音色明亮，小者清脆响亮，由大到小排列整齐，音色也随之区分开来；上层钮钟音量小，但余音悠长。而且，钟、钟架和附件上都刻有铭文，记录大量音高、乐律等方面的重要信息，简直是一部重要的、史籍未载的先秦乐律学史。
曾侯乙墓出土的这套能够发出五个八度加一个二度音高的大型组合编钟，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展现出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礼乐文明辉煌历程的重要见证，更是世界文明独一无二的灿烂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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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旭辉
美编：李彦霖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5年第7期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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