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找上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想要就中方最近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事儿提个“交涉”。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吴大使的回应非常干脆，直接驳回，而且留下一句话，说中方将按既定步骤推进。
这一次，商务部在1月6号发布了今年第1号公告，明确要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禁止两用物项流向日本的军事用途。这在我看来，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一种对日本现行政策的精准回应。
什么叫“两用物项”？简单说，就是既能民用也能军用的物资和技术。在现在的科技背景下，很多高性能材料、精密的零部件，往往就是一线之隔。过去，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中国在这些领域保持了相对宽松的贸易往来。但现在情况变了。高市早苗上台后，不但在安保政策上大动干戈，还要修订所谓的“安保三文件”，甚至她身边的人还公开讨论核武器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防卫需求了，这是在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是在试图让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大国”甚至“战争国家”的老路。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不做区分地出口这些敏感物项，那确实是对地区和平的不负责任。
其实，日本国内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我看日本在野党最近的反应就很大。社民党的福岛瑞穗和共产党的田村智子，这两位在日本政坛也是老江湖了，她们直接就把高市掌权的政府定性为“二战后最危险的政府”。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重。她们担心什么？担心的就是高市这种缺乏外交平衡感、只知道一味展示强硬的做法，会把日本带入死胡同。田村智子说得很直接，这种危险的言论不仅引发了中日关系的严重事态，更暴露了现任政府在外交上的无能。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外交不是斗气，更不是为了拉拢国内选票就去挑衅邻国的安全红线。
再看这次交涉中的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有日本媒体注意到，这次日本外务省派人见吴大使，用的词是“会谈”，而不是去年11月那种剑拔弩张的“召见”。在外交辞令里，这两个词的区别可大了去了。当初他们觉得有底气，用“召见”来显示高姿态。现在，当中方真的一纸令下，开始在关键原材料和两用物项上收紧口袋的时候，日方的调门明显降下来了。
为什么？因为疼了。日本的支柱产业，比如半导体、汽车制造业，对中国的产供链有着极深的依赖。如果你一方面想在安全上挑战中国，另一方面又想在经济上占便宜，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我觉得，日本经济界现在的压力一定非常大。高市早苗可以为了政客的个人野心去放狠话，但日本的企业是要开工的，是要赚钱的。如果因为政府的鲁莽决策，导致日本企业拿不到关键的生产资料，甚至被排除在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供应链之外，那这种损失谁来承担？日本那些经济巨头们不可能坐视不管。所以，日方这种辞令上的软化，其实是内心焦虑的一种折射，他们想通过某种方式求和，想试探中方有没有松动的可能。
但吴江浩大使的回答其实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驳回。这说明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模糊地带。
讲到这里，我倒是想起咱们老祖宗的一句话，叫“言出必行”。中方的立场早就讲清楚了，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我注意到，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春天搞什么“专家会议”，加快修订《国家安全战略》，还要把网络安全专家也拉进去。这种全方位的“再军事化”倾向，才是导致今天局势紧张的根源。高市早苗如果真的想为日本好，就应该认真反思这些策略，撤回那些挑衅性的错误言论。
现在的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平与合作才是大势。中国作为大国，履行防扩散的国际义务是分内之事。我们不希望看到邻国重新走上武装扩张的老路，因为那对谁都没有好处。日本社会内部现在对高市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也说明了人心向背。老百姓想要的是稳定的生活，是充裕的医疗保障，而不是昂贵的导弹和无休止的地区对抗。
说到底，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中方。我们一直主张在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日方一意孤行，非要在主权问题和安全红线上反复试探，那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理。这次的出口管制只是一个信号，一个清晰的提醒。日本政府需要明白，外交上的小动作、用词上的微调，换不来实质性的和解。真正的和解需要的是诚意，是正视历史的勇气，是尊重邻国核心利益的自觉。
日本接下来是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还是及时止损、回归理性，选择权在日本政府手里。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坚信，只要我们稳步推进自己的既定步骤，维护好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无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有足够的底气和手段去应对。这种从容和定力，正是咱们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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