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于西邑夏燎？”
但要是把这几个字掰开了揉碎了看，这就是一句能让人后背发凉的请示：我们要不要给西边的那个“夏”城，举行最高规格的烧火祭祀？
这不仅是一个考古发现，简直就是一个逻辑炸弹。
写下这行字的，是商朝的王室占卜官。
但问题来了，如果夏朝只是一个传说，商朝的王为什么要对着一个“不存在的幽灵”顶礼膜拜？
甚至在几百年里，反复通过祭祀去安抚这个“西邑”的亡灵？
要把这段被截断的历史接回去，咱们不能光盯着书本发呆，得去看看洛阳盆地那层厚厚的黄土。
1959年，71岁的学者徐旭生并没有什么红外探测或者卫星定位，这老头甚至有点像是去“撞大运”。
他唯一的线索就是史书里那句模糊的“伊洛竭而夏亡”。
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人也没意识到“二里头”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它不是几个破碎的陶罐，而是一台精密运转的“国家机器”。
当你站在那座30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试着从东墙走到西墙，你丈量的不是土地，而是权力的半径。
那个被编号为3号的宫殿，占地一万平方米，有着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设计。
这种极其讲究的对称和威严，绝不是哪个部落酋长拍脑袋能想出来的。
它需要这一代的建筑师画图，需要上一代的工头组织人力，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几百公里范围内调动资源。
说白了，这就是古代版的“基建狂魔”雏形。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细节，藏在那个绿松石龙形器里。
这条长64.5厘米的龙，由2000多片绿松石拼合而成，每一片都只有米粒大小，打磨得严丝合缝。
哪怕是现代熟练工，这也得耗费好几年的工时。
这就引出一个残酷的经济学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能供养起这样一群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专门为王权服务的顶尖匠人？
答案只有一个：这必须是一个阶级分化极度成熟、剩余价值被高度剥削的早期国家。
哪怕你的宫殿地基厚达数米，哪怕你的青铜爵己经形成了复杂的礼制。
但在考古人眼中，地底下的“井”字形大道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最宽处达20米的笔直道路，书写的是“王权”二字。
如果说二里头是夏朝沉默的背影，那么在它之前，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则可能是那个传说时代的真身。
这里的发现更是直接打脸了“部落说”。
在陶寺，考古学家挖出了一个由13根夯土柱组成的半圆形建筑。
奇迹发生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4000多年前的阳光，精准地穿过缝隙。
在那个看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谁掌握了这一套“观象授时”的技术，谁就掌握了粮食的命脉；谁能预知寒暑，谁在老百姓眼里就是神。
陶寺甚至还出土了彩绘蟠龙纹陶盘，那条嘴里衔着嘉禾的赤龙，与史书里“帝尧陶唐氏，赤龙感之”的记载形成了令人战栗的互证。
在陶寺晚期的灰坑里，年轻女性的头骨被当做垃圾一样乱扔，有的颈椎被生生扭断。
这说明这里发生过剧烈的政权颠覆，甚至可能是来自北方石峁集团的暴力入侵。
这种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机器，怎么可能只是几个部落在打群架？
这分明就是国家级别的绞肉机。
一个新的历史图景正在浮现：或许“夏”不仅仅是一个朝代，而是一个庞大的地缘政治实体。
晋南的陶寺可能是早期的“夏国”，而环嵩山的二里头则是后来大禹或夏启建立的“夏朝”核心。
商朝人是诚实的，他们不敢轻视这个对手。
在灭夏之后的六百年里，商王依然战战兢兢地祭祀着“西邑夏”。
因为他们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拥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
历史的真相往往不写在纸上，而是埋在土里。
二里头那3.75平方公里的夯土层，陶寺那400万平方米的城墙，它们不需要西方定义的“出生证明”。
当那条绿松石龙穿越3700年的时光与你对视时，它眼神里的威严，就是信史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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