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价值医疗”过河,医保支付方、医疗供给方、药企、患者“四方共赢”是可能的。
撰文丨文慧
中国医疗的“价值医疗”时代已来!
价值医疗泰山奖已顺利举办六届,“医学界”为何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广价值医疗?
1 月 6 日晚 7 点,知名医改专家、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医学界”创始人、“医学界”价值医疗泰山奖发起人陈奇锐做客“医学界”直播间,围绕价值医疗的中国本土化实践展开了深度探讨。直播由“医学界”助理总编徐李燕主持。
本场直播吸引全网超 1.4万 人观看,直播间互动热烈,好评连连,两位专家围绕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三医联动改革、价值医疗实践等核心议题,分享了各自的深刻见解与行业观察。
直播参与人:徐李燕(上左)、金春林(上右)、陈奇锐(下)
以下为本场直播的对话实录:
发展价值医疗是必答题
主持人:金春林老师,您在第六届泰山奖活动中提到,当下发展价值医疗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卫生健康事业可及、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如何理解这一“必答题”的含义?
金春林: 研究卫生体系,首先要从筹资方面去分析。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经济增长的放缓,再加上经济下行导致的工资增长乏力,医保筹资的很多有利因素已消失,增长力量有限。如职工医保,筹资增长幅度已从十年前的两位数降至2024年的 3.5% 左右。
另外,医疗需求持续攀升,老龄化使得大量医疗费用集中在老年时期,需求与供给失衡问题突出。
我国医疗资源供给增速非常快,千人口床位数已达到了 7.5 张,且不断地在增长。同时,住院人数不断上涨,住院率已经达到 21% ,高于发达国家 15% 的平均水平。供给过度,宏观资源配置不合理。
微观层面存在大量医疗浪费,医疗不合理现象普遍。比如卵圆孔封堵术治疗偏头痛,最新研究表明无相关性,且手术费用高昂。而偏头痛治疗新药的出现可替代这类低性价比治疗,这正是价值医疗的体现。
所以,这条路必须走,而且走得通。一方面,筹资和供给之间不平衡,必须利用好有限的卫生资源;另一方面,客观上存在不合理的医疗浪费,需要用更加合理的医疗技术去替代、淘汰不合理的医疗技术。
主持人:在供需、服务不协调的当下,是否可以认为价值医疗在中国迎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陈奇锐:“无危机不改革”,譬如三明医改,医保资金不够用,就是直接触动因素。
当前医保筹资和支付能力跟不上需求增长,经济增速放缓,医保筹资能力面临巨大挑战,而医疗支出仍在不断上升,这一临界点的临近,恰恰为价值医疗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
价格改革是推进价值医疗的关键路径
主持人:金老师曾说价格是医改的牛鼻子,许多问题都出在价格上。请问当前价格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金春林: 不单单是价格改革,更应是支付制度或者是激励机制的改变。
当前我国医疗领域的激励机制存在偏差,患者在就医时对治疗方案是没有能力选择的,是缺乏选择权的,决策权在于医生,若医生选择低成本的高效治疗方案,自身收入会受影响,形成悖论。
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服务量、服务强度、高价耗材使用挂钩,导致病人越多、提供的服务越多、用的东西价格越贵,收入越高,这种激励机制导致病人会越来越多,医疗费用越来越多。
现在医院的微观效率非常高,比如三级医院“ 996 ”、 3 分钟看一个病,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慢性病患者数量持续攀升,宏观健康效益未达预期。
评价卫生事业成效,宏观上应看当地的患病率有没有遏制住、生存率有没有提高、健康寿命和生活质量有没有改善等这些指标,而非医院规模和服务量;评价医疗机构,也不应该看营收,看床位,但很可惜我们很多排行榜往往不是用临床治疗效果在评价。
评价制度和支付制度要结合起来,比如一个街道管 10 万人, 医保打包支付,如果患病率下降,结余相应会更多,医疗机构要赚不发病的钱,才能真正实现健康中国的梦想。所以,支付和评价制度要改变。
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体现技术劳务价值,比如降低自动化化验、检验等易诱导服务的价格,提高护理费等人工服务的价格;同时,价格要与疗效挂钩,激励医疗机构和医生选择最佳治疗路径。
支付和价格改革是推进价值医疗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
陈奇锐: 从经济学角度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价格扭曲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衡。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存在严重问题,比如手术费、护理费、床位费低于成本,公立医院 90% 以上收入需自行创收,这迫使医院用不合理方式获利。
虽然行业内对价格改革有共识,但难点在于“钱从哪来”——医保筹资能力有限,难以支撑全面涨价。实际上,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已达 6.7% 以上,与国际差距不大,关键是资金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
价值医疗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工具,通过卫生技术评估( HTA)等手段,推进存量改革,把低效、无效医疗服务的资金腾出来,用于提升合理服务价格和支持创新药械。
主持人: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医疗服务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管理指南(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基于真实世界数据推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这对改变现状有何意义?
金春林: 这份文件的发布具有重要意义,价值医疗不仅有技术层面的意义,更有协调治理层面的价值。
当前三医联动协同难度大,价值医疗提供了各部门公认的“公约数”——通过HTA、卫生经济学评价、临床综合评价等手段,基于成本效果分析做决策,能降低部门协调成本。
从技术层面看,真实世界数据能为决策提供证据,找到最佳治疗路径。比如我们中心的研究显示,腹膜透析与血液透析治疗效果无显著差异,但年治疗费用可节省 5 万元,若 50 万透析患者转换治疗模式,可节约医保资金 250 亿元。这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的决策,能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真正惠及百姓健康。
此外,药监局多年前就发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肿瘤药品研发指导原则,倒逼企业避免同靶点重复研发,如今这些理念正在各部门渗透,“医学界”这样的民间组织的宣传也在推动理念普及,意义深远。
陈奇锐: 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文件明确提出从“控费导向”转向“价值购买导向”,强调全生命周期服务成本、综合效应评估,兼顾临床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完全契合价值医疗的理念。这表明国家医保局在主动推行价值医疗,回应了包括“医学界”在内的行业专家与机构多年的呼吁。
但也存在担忧:医保局虽有资源和权力,却未必能调动整个医疗系统推进改革。比如药品审批环节,仍存在高水平重复研发、部分新药证据不足等问题,决策科学化需要在各环节落实,需要专业工具支撑,更需要强有力的部门协调。
不过,文件提出的管理指南提供了路径和方法论,是价值医疗落地的重要推动力,预计未来几年价值医疗会加速推行。
主持人:我国药品集采已开展11批,目标是“腾笼换鸟”,截至目前成效如何?
金春林: 总体而言,带量采购的贡献巨大,主流是积极的。
自 2018 年第一批以来,共开展 11 批,挤出了大量药品价格不合理水分,比如第一批恩替卡韦降价 95% 以上。这不仅减轻了患者负担,节约了数千亿医保资金,还推动了行业风气改善,企业无需再“带金销售”,医院行风建设受益;同时倒逼企业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叠加 2015 年开始的药品审批制度改革,我国创新药产业快速发展, 2025 年创新药BD交易规模达 1300 多亿美元。
当然,带量采购也存在不足,比如价格过低导致的质量风险、断供风险,以及部分患者难以开到进口药、企业围标等问题。为此,第 11 批集采提出“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伪标” 12 字原则,设定价格底线,尊重临床选择,允许医院保留品牌偏好,政策在不断完善中。总体功大于过,历史贡献值得肯定。
陈奇锐:从创新药发展来看,集采和审批制度改革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从“腾笼换鸟”的核心目标——优化医疗费用结构、解决过度医疗和无效医疗问题来看,成效 有待进一步提升 。集采每年节省的医保资金仅两三百亿,占全年医疗经费的比例不足 1% ,未能解决医疗经费使用的结构性问题。
要实现真正的“腾笼换鸟”,需要先做费用结构分析,对比成熟国家(如日本)的费用结构,找到浪费最严重的领域,比如过度使用的高价仿制药、安全无效药、中成药与中药饮片等。这需要借助价值医疗的工具,通过专业的HTA推进存量改革,仅靠集采难以达成目标。
医改摸着价值医疗才能过河
主持人:“一边做一边看,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先做好完善的准备和方案再实施”,两位老师认为现阶段我们可能更适合什么样的情况?
金春林: 很多事情需要边干边完善,“光想不做都是零”。价值医疗就是一种工具、理念和方法,如同 X 光机检查身体,价值医疗用来衡量决策和方法的合理性。
通过HTA、药物经济学等手段,识别健康结果、成本效果和临床路径,去除低效、无效的诊疗行为,让行业对标最优方案,提升疗效的同时控制费用。比如部分高水平医生手术前无需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其循证路径值得推广,这就是价值医疗的实践应用。
陈奇锐:“摸着石头过河” 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智慧,但当前医改已进入存量改革阶段,仅靠这种方式难以推进。
存量改革涉及利益调整,需要明确的原则和共识,否则无法判断“哪块石头是对的”。建议成立更高层级的医改组织,明确改革的总体原则和框架、制定明确的推进方案,再推进执行。存量改革的核心是挤压无效、不安全、缺乏证据的药品和服务的空间,腾出钱来补贴创新药械、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这是艰难的利益调整过程,没有明确原则、方案恐难以有效推进。
当然,也不能否认“干”的重要性,三明医改就是在危机中探索的成功案例,但当前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与路径明确,同时尊重医疗管理者、医生和卫生官员的积极性。
主持人:改革进入深水区,医院、医生、企业等都感受到控费压力,这是主观错觉,还是源于医疗、医保、医药目标不一致,激励机制不相容?
陈奇锐: 这并非错觉,而是客观存在的利益冲突。医保盘子有限,医保支付方、医疗供给方、药企、患者四方存在利益博弈,增量改革空间缩小,难以实现“全都赢”。
当前医院面临的压力最大,药企经过多年改革已逐步转型,创新药产业蓬勃发展,患者在医保控费压力下也会感受到影响,医保局自身的筹资压力也很大。
一个成功的改革不能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不满意,存量改革必须明确“保护正当利益、损失不正当利益”的原则,明确谁是朋友、谁是改革对象,否则难以推进。
金春林: 摸着“价值医疗”过河,“四方共赢”是可能的。关键是挤掉低效、浪费的服务空间。比如卵圆孔封堵术治疗偏头痛无效,停止这类手术,医保基金得以节约,患者避免痛苦,医生也无需开展无意义的诊疗,只有封堵器厂商的利益受损。
价值医疗的精髓是把资源消耗在能产生效益的地方,不是单纯节约费用,而是“钱要花出效果”。比如通过规范诊疗、提升技术,减少手术并发症,就是价值医疗的体现。
实现“以健康为中心”,通过预防让群众少发病、晚发病、不发病,这需要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把考核指标从“服务量、手术量”转向“患病率、发病率、健康寿命”,让医疗机构和医生“赚不发病的钱”,真正实现医防融合。
主持人:价值医疗要尽快落地,改变医生和医院的观念至关重要,绩效考核改革是不是当前阶段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金春林: 中国的“内卷”能力很强,关键是要“卷对方向”。
现在是“卷”得病人越来越多,“卷”得手术越来越多,如果激励机制转变为“卷”着不发病,同样给你钱,就可以推动从“以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从下游“打捞病人”转向上游“预防病人落水”。否则,医院越多,病人越多,资源浪费越严重,难以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这是利用有限资源满足医疗需求的唯一解法。
泰山奖:以中国榜样推动价值医疗落地
主持人:第六届泰山奖新增了基础医学研究奖,将公共卫生奖等合并升级为公共服务奖,这一系列调整是否基于价值医疗的考量?背后的逻辑链是什么?
金春林: 是的。基础医学研究奖、公共服务奖的设置,都体现了从“以医疗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践行“治未病”智慧、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理念,与价值医疗的导向完全一致。
陈奇锐: 核心逻辑有两点:一是重视基础医学创新,基础医学突破是后续所有改革和创新的基础,只有先解决“能不能”的问题,才能推进价值医疗落地,因此 2025 年第六届泰山奖新增了基础医学研究奖;二是优化奖项设置,原有的公益人物、公共卫生、医疗报道三个奖项标准不清晰,合并为公共服务奖后,遴选的范围更宽,更容易筛选获奖者。
第一个公共服务奖颁给了胡善联教授,他是中国卫生经济学的引路人,推动了卫生经济学落地和 HTA 等评估工具的引入,在价值医疗改革加速推进的节点,这一颁奖极具象征意义,呼应了中国医改的价值医疗导向。
主持人:金老师全程参与了第六届泰山奖的设置与评选,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金春林:核心关键词是“科学、规范、较真、公益”。
科学体现在评奖前会进行大量文献检索,结合院士专家推荐,精准筛选基础医学领域的优秀成果;规范和较真体现在评审过程中,专家独立投票,若出现 3:3 的僵持局面会进行二次投票,投票前充分发表意见并校正;公益则体现在奖项坚持非盈利性。
设立泰山奖的目的,是让践行价值医疗杰出贡献者能被看见、被识别、被鼓励,成为行业榜样,最终让泰山奖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成为激励行业前行的“启明灯”。
主持人:泰山奖至今无商业赞助,由“医学界”设立专项资金颁发奖金,是否存在资金压力?
陈奇锐: 有一定压力,但目前“医学界”有能力承担。泰山奖的个人奖金从第一届的 2 万元提升至第五届的 10 万元,未来随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奖金额度还有提升空间。
我们主要服务生物药械创新企业,产业发展好了,我们的收入也会稳步增长。此外,未来可通过设立公益基金会,向社会特定组织和个人募资,拓展资金渠道。目前推进速度虽慢,但我们有信心持续承办下去,并且把它越办越好。
主持人:未来泰山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陈奇锐:核心目标是打造“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医学奖项”,这需要时间积累和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将坚持三大原则:专业立场、国际标准、中国榜样,选拔真正践行价值医疗的行业标杆。
办奖的核心目的不是举办仪式,汇聚人脉,而是树立正确榜样,激励全行业开展有价值的医疗服务、研发有价值的新药、推进价值医疗导向的医保采购,推动医疗系统持续优化。
随着医保局价值医疗相关文件的密集出台,未来五年价值医疗将加速推进,泰山奖也将随之发挥更大作用。
主持人:展望未来,哪一项价值医疗的关键变革点最有可能在近期取得突破,并对中国医疗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陈奇锐: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是医保局主导的价值医保改革。虽然目前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尚未达到预期,但医保局掌握大量资源和权力,其改革方向对整个医疗生态影响最大。当前医保局加速推动价值医保,这一领域的突破将带动整个价值医疗体系的推进。
金春林: 我同意陈总的观点,医保局发布的真实世界综合评价相关文件是重要起点。随着大数据发展,利用真实世界数据产生证据、服务决策,将成为价值医疗实践的重要路径。
预计 2026 年起,真实世界证据的产生和应用会更加活跃。但前提是落实供给侧改革,调整对医院院长、卫健委的考核激励机制,真正实现从“以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此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是重要突破口,比如通过 AI 提升基层医生诊断效率、加速新药研发,这能大幅提高医疗效率,降低成本,为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满足提供核心支撑。虽然道路曲折,但以价值医疗为导向,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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