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父亲朋友都怕我联系，嫌我只会向他们“化缘”|延安|李富春|李特特|莫斯科|葛健豪|蔡畅

1979年深秋，北风刚起，北京动物园附近那排灰色办公楼里，一位花白短发的老人把电话轻轻放下，苦笑一下，拉开抽屉又翻出一张空白便笺——这位老人便是李特特。半小时前，她给父亲早年的一位战友挂了电话，对方沉默数秒，只回了五个字：“经费真不宽裕。”李特特知道，这不完全是推辞，更多是担心。

距离她1952年回国已经过去二十七年。翻看履历，先是北大荒插队，接着是新疆核试验基地技术岗，再到农科院情报研究所，哪一步不清苦？可当时最让她夜不能寐的，却是身上那顶“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理事”的新帽子——基金会成立之初，账面只有国家拨付的十万元。钱少事多，她必须想办法。

许多人只记得她“开口就要钱”，却少有人知道她如何一步步走来。时间倒回1923年。那年春，26岁的李富春与蔡畅在法国蒙达尔纪小镇收到一封电报——孩子要出生了。蔡畅本想终止妊娠，外婆葛健豪斩钉截铁：“孩子留下，我养！”于是，2月的一天，小名“特特”的女婴呱呱坠地。特特之名，来自法语tête（头），意思是“智慧的脑袋”。

法国归国后，大革命风雨急骤。李富春、蔡畅转入地下，李特特在外婆怀里东奔西走。湘潭、长沙、吉安，地点不停换，人却越长越倔。读书得靠缝隙时间，课本常常下一站才翻完。外婆说：“人穷志不能短。”这句家训，在她耳边回荡了几十年。

1938年春，抗战正吃紧，延安窑洞里挤满青年。李特特也来了，她当时15岁。在这里，她结识毛岸英、朱敏等人。同年秋，这批少年被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寒风凛冽，火车一路向北，她揣着的行囊里只有几本俄文课本。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莫斯科灯火管制，她加入后备军，学习通信。转入工程技术学院后，她苦练无线电。有人问她为啥学得这么拼，她回一句：“信号一断，战场就瞎了眼。”这句不经意的话后来在新疆核基地得到了印证。

1952年4月，她抵达北京西直门，回国手续折腾了三个月。按专业，她自愿去了北大荒。开荒时，零下三十度，食堂里冻土豆砸得餐板咚咚响。她和工人同住土坯房，夜里常听见野狼嚎，心里却踏实——种下的庄稼会发芽。

1958年，她调往新疆罗布泊从事核效应测试。那是戈壁深处，气温飘忽，白天四十度，夜里零下十度。她负责的仪器经常因沙尘堵塞。为节省零件，她夜里拆开旧机子一点点擦。别人不解，她摆摆手：“能省一颗螺丝，就给国家省一分钱。”

1970年代末，她在农科院做译审。日常是枯燥的外文期刊，可她暗暗留意国外慈善模式。197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扶贫基金会，年近七十的她主动请缨。有人替她担心身体，她笑言：“跑惯了戈壁，飞几趟火车算什么？”

基金会最初办公室只有三张旧写字台。上级没预算，企业无意识，老百姓也紧巴巴。她想起父亲的朋友圈，便一一写信、打电话。第一次上门募捐，门卫看她灰色旧呢子大衣，不知底细，差点没放行。她递上介绍信，对方才客气些。

筹款并不总是顺利。几次碰壁后，她自嘲地说：“看来得学厚脸皮。”1982年盛夏，她顶着四十度高温跑到上海一家大型纺织厂，公关部主任在会上打断她：“我们全年利薄如纸，恐怕……”她把汗水往鬓角一抹，拿出贫困县现场照片：“这些娃娃，午饭只有杂粮糊糊。厂里若能认捐两口水井，娃娃们能喝干净水。”会场沉默，两分钟后，对方点头答应。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年，她父亲生前的老部下开始躲避她的电话。“老李，我来不是给你添麻烦的，只想聊两句。”电话那端传来长叹。对方怕的是人情过重，怕一次承诺就会有无数次续捐。李特特理解，也没勉强。她后来把这种现象写进内部分析：“情面资源易竭，必须寻找可持续渠道。”

于是她把目光转向社会捐款。1984年，她提出“以项目换信任”思路：捐方每一分钱都对标具体工程，账目透明到村。模式推出，反响不错。三年间，她跑了18个省，走访40余个贫困县，落实善款超1600万元。数据背后是一张张红手印的感谢信，她都原件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