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情深！不懂革命的父亲，最惦记闹革命的儿子周恩来，甘愿漂泊

1938年1月17日夜，汉口江面雾气腾腾。列车刚停稳，周贻能提着一只旧皮箱，脚底生风般走下站台。灯光昏黄，他抬头四下寻找，一见到迎面跑来的周恩来，整个人像突然被注入暖流。那一刻，父子俩相隔十余年的离散，仿佛在江风里倏然融化。

周贻能出生于1864年，比儿子大三十九岁。清末举业式微，他谋得县衙小吏一职，月俸二三十块洋钱，勉强糊口。身上最像旧时代父亲的品质，是不动声色的担当——儿子过继、妻病早逝、家道中落，他都咬牙撑着。别人说他“没什么能耐”，可谈到长子时，老人只淡淡一句：“大鸾有本事，我撑得住。”

1924年秋，周恩来秘密离法返沪，调度工人运动。上海租界刺刀森严，处处有人盯梢。为确保联络安全，周恩来让父亲暂住胶州路弄堂。老人虽听不懂地下工作里的“交通”“电台”这些词，却记得儿子交代的暗号：敲两下门、停一秒、再敲一下。就凭这个节奏，他给多位同志递过急件。夜深后，父子俩常倚着煤油灯互望片刻，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四一二”大屠杀后，悬赏捉拿周恩来的告示在报上反复出现，“五万元献首级”六个触目惊心的大字，让周贻能彻夜难眠。1930年春，他瞒过亲友南下，再次潜入上海。传言顾顺章已叛变，老人便每天坐在僻巷口等，谁经过都看一眼，怕儿子突然冒出却找不到退身路。有人劝他回北方，他摆手：“只要晓得恩来平安，哪儿都是家。”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主力挥师北上。报纸短讯提及“周恩来参与新的军事领导”，周贻能第一次露出久违的笑。他清楚地明白，长征能活下来，儿子以后大概就走得更稳了。就是这份确信，支撑他继续漂泊。

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公开、行动方便，终于可以把父亲接到身边。老人初到武汉，住在常家巷的旧宅，窗外不时传来防空警报。一次会议间隙，周恩来对与会者说道：“今晚失陪了，父亲十点抵汉，我得去接。”台下掌声骤起，那是对至亲团聚最质朴的祝福。

1939年冬，陪都重庆烟雾沉沉。红岩村的小院里，周贻能握着唐诗选本低声吟咏，偶尔抬眼，远处的防空洞、近处的竹篱笆，都显得安静。周恩来没日没夜奔波于谈判与谈话会之间，难得见父亲一面。特务监视、敌机轰炸、伤病缠身，他仍在嘱托警卫：“抽空陪老爷子说说话，他喜欢念诗。”有人见状感慨：“这世道，最硬的心也会被家书与灯火熬软。”

1942年6月，周恩来因小肠疝气手术住进中央医院。差不多同时，周贻能感染疟疾，高烧不退。邓颖超守在病榻旁，老人只问一句：“我儿子呢？”护理记录显示，这句话反复出现。7月10日深夜，病情急转直下，老人的手慢慢垂落，享年六十九岁。

办事处决定暂不告知仍在术后恢复的周恩来，灵柩停放红岩沟小祠堂。消息终究瞒不过细心的儿子。7月13日出院时，周恩来得知父亲已逝三日，顿时面色惨白，扶墙而泣，随后强行离院。那夜，他执意守灵，自语声断断续续：“儿子未尽孝，悔不当初。”守到东方泛白，他抬笔为父撰写讣告，刊登次日《新华日报》广告栏——这一纸黑框，成为党内少见的私人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