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深秋，汉口江边的风带着水汽直往衣领里钻。军区机关操场上，一群参加新式训练的老兵举手敬礼，胸前军衔在晨光里闪了一下又暗下去。站在队列外的李迎希看得很认真，他那枚少将领花在呢子大衣领口显得格外醒目。三年前的授衔风波至今仍有人当茶余饭后的话题，他听得多，却一直没解释。那年发生了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再把时钟拨回1955年3月。总参大院灯火彻夜，评衔小组对一大摞档案逐一核对。依据资历、职务、战功、文化四条标准，李迎希初定中将，准兵团级。消息并非正式文件，而是老战友王文轩的一句提醒：“老李，档案里写的，你够中将。”李迎希点头，那晚照样用小茶缸喝了两口玉米面糊，没再多想。
六月，结果公布，李迎希赫然列在少将名单。有人悄声说他“脾气倔，顶撞过几位首长”；还有人说“山东兵团时期他只是副参谋长”。流言一重叠，帽徽便掉了一级。妻子谢荃一语中的：“你这人，虎劲儿加牛脾气，领导心里不一定都舒坦。”李迎希沉默，脸上那道战场上留下的疤痕似乎更深了些。
身份落差本来无碍，但办事作风被人歪曲，他咽不下这口气。八月底，他写信给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信纸摊开，只写了两张：“济南战役前后，李迎希任山东兵团参谋长，是否属实，请大军区予以说明。”寥寥数语，夹杂着多年功过与自尊。
粟裕收到信，立刻翻阅战役方案旧档。1948年9月，粟裕在华东野战军前指主持济南攻城部署，确实电令李迎希担任兵团参谋长，统筹近十万人的进攻计划。电台记录、作战命令都清清楚楚。大将提笔复信：“情况属实，彼时由你主持兵团参谋部，特此证明。当自信勿惑，万不可动摇情绪。”字迹遒劲，一如作战地图上的锋芒箭头。
信到了武汉，问题却并未就此了结。军衔表已印刷完毕，组织程序无法逆转。李迎希摊开粟裕来信，叹了口气，把信塞进抽屉：“算了，打仗时谁管这玩意儿。”然而围墙事件再次把他推到风口。司令部要为首长宿舍砌高墙，他立刻否决：“放个哨不就行？钱留给战士们修伙房。”三次上报三次被驳回，批示鲜红，却句句直白。
武汉酷暑的一个午后，军区礼宾处愁眉不展：彭德怀即将视察，招待标准如何定？惯例是摆酒、鱼翅、海参。李迎希却拍桌子：“豆腐青菜，带壳花生，够了！”有人忧心忡忡，怕怠慢了元帅。彭德怀到席后一见粗瓷碗里飘着几片青菜，哈哈大笑：“老李脾气没改，好！”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1965年，军衔制取消，改评行政十七级。上将多为五级六级，中将六级七级，少将八级九级。出人意料的是，李迎希被定为第六级，与一批功勋上将平列。有人暗地里嘀咕：“这回他赚回来了。”他听见，却只说：“级别不过纸上数，忠诚才是脑袋里的事。”
李迎希再没提过军衔。整日扎进山地演习场，手把手给年轻团长讲阵地火力配置，讲豫东之夜的急行军，也讲酣战齐村时怎么在团部昏黄的马灯下画火力交叉图。“算盘敲得响，子弹才不白花。”他说。课堂上的参谋们偷偷抄笔记，他却从不许署名引用，“别写我名，打仗的是他们”。
武汉三镇的雨季转瞬即逝，1974年夏末，李迎希在值班室写下最后一份演习评估报告，短短七页，密密麻麻全是批注和数据。凌晨一点，他合上本子，靠椅背闭目，未再醒来。整理遗物时，家属发现那封来自粟裕的回信，信纸折痕已深，墨迹却依旧清亮。旁边是一行自述：“能本色做人，才是真英雄。”
七十年代军内清理档案，工作人员找不到他的自传。几经询问，只得到一句：“没空。”朋友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手：“我那点事儿，写它干啥？战争是大家的。”言罢，端起粗瓷碗，一口老茶下肚。
李迎希的故事后来在老战友茶话会上常被提起。有人分析，他若肯多说几句“软话”，中将易得。也有人说，他这种人不适合坐办公室，应该一直在前线带兵。不管评判如何，档案里的数字不会讲述全部，真正的履历往往刻在那些硝烟弥漫的夜晚，刻在无人声张的清贫晚年，更刻在一张被折旧了无数次的回信里。
斗转星移，评衔的表格早已黄脆。可那封证明参谋长身份的回信还在，背面空白处留着李迎希后来补的三行铅笔字：“无愧于心，不计于名。生为战士，死亦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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