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顾远山
编辑 | 顾远山
克莱姆布罗图斯死的时候，没有一个女人哭出声！也没有人走出门喊救。几百个男人铠甲掉了一地，底比斯的旗帜插在泥里。有人说底比斯神圣队那帮男人全是恋人？谁知道呢。斯巴达输了，输得很干脆。可这跟女人有什么关系？有人把衰败全怪到她们头上，好像她们操纵了整个城邦的走向。这种说法我小时候听了还气过。
说这些的时候，街上正下着碎雨，老伯拐过下一条街。摊前的酸奶还冒热气。以前有个姑娘——跟我说她姥姥小时候在农田边学摔跤。摔倒了再爬起来，咧着嘴继续笑着抢别人的布匹。没孩子的时候都说这世道不是女人能做主的，但她姥姥却一生做主，不管是农田还是家庭。她讲这段的时候皱着眉头，说不懂古人怎么想的。可是斯巴达的女人大概就长这样，硬骨头，笑起来特别真。经常觉得这些历史，隔着河都能嗅到味道。
如果往前推三百年，来库古正在绕着广场走，一边咒着雅典人自以为是。他让所有人都站在一块吃饭，一块分地。话怎么说来着？不管男女都要有自己的土地。城里的小贩还记得，来库古气得把雅典的银币踩碎，说女人织布男人打仗，这不是规矩！他喜欢让女孩和男孩跑步摔跤，甚至赛马，都可以去参加。女孩子也能唱诗，拿奖品，虽然头发剃得短短的，看起来像自己的弟弟。
有没有想象过雅典女人？大户人家的女儿每天裹着纱布，半夜才敢出门晒月光。她们在家里练习织布，照顾小孩。外面的世界基本跟她们没有关系。有人描述过，她们能做陶罐，也能管点生意，但在法庭上没资格出头，遗产传来传去都要看哪边有男人。这种生活其实不太舒服吧？但她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没人问过她们真想什么。一切只为等兄长点头。
管遗产那档事，保罗·卡特里奇嚷嚷过，在斯巴达，女儿不必等哪位哥哥出头，自己就是主力。她可以拿田地，甚至决定怎么分家。这事实看起来像开玩笑，可别人都默认了。细瞧之下，的确有很多斯巴达女人用自己名字签合同。有个老账本上记录着一个叫克洛伊的女商人，她在市集摆摊，最后买下了一家麻布作坊。这个故事在老镇还传，连小孩都知道她买东西不讲价。
再回到现在，市场旁边的新建筑，是用意大利的云石砌的。小时候有人指着院墙说，那是公元前的建筑。其实混着现代水泥，已经分不清真假。墙后有一群小学生在踢球，其中几个女孩穿着运动短裤，瘦腿在阳光下蹦着。再也没人抬头挑刺说女孩该待在家里。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历史没那么远。是不是往前一千年，这一幕也发生在斯巴达的田野里？
亚里士多德可不喜欢斯巴达女人。这个家伙在《政治学》说，女人太有主见不是好事，会让国家乱套。理由是“本来男人就该做主”。但很多数据并不支持。现在研究来像来库古的那套社会，他们的男女平权让城市更有活力。幼年时家中老人谈到斯巴达，嘴里总是夸那些能管农场的女主人。男人外出打仗，家里庄稼、牲畜、市场都要靠女人撑。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错，但有些人还是喜欢抠字眼，说女人这种独立会扰乱秩序。这事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妈妈数钱，父亲在外跑业务，家里一切井然有序，那不是矛盾，而是另一种团结。
斯巴达小姑娘没什么别的任务，跟男孩一样参加训练，还能弹琴唱歌。有一年村里搭一个高台，所有少女都按着长矛舞蹈。音乐响起来之后，没人分得清哪是男孩哪是女孩。胜者能领到奖牌，还有传说女孩子唱得最好，甚至惹得城邦的长官要来现场颁礼物。有几个习俗，像把结婚前的新娘头发剃光，穿男孩衣服呆在黑房间等丈夫来。很多时候人们争论这到底为什么，有说这是让男人熟悉女人，也有说是祭祀的遗留。现在回头反而觉得这些更像游戏，比起约束，更多是仪式。
有一点斯巴达女生结婚比别处晚。18或者20才考虑出嫁，之前继续学知识。雅典女孩十三四岁就嫁了。谁说这样不公平？其实更有自主权。虽然孩子多半七岁就送出去，男孩去接受军事训练。女孩留在母亲身边，照样练体育。正因如此，家庭分工才变得自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不是单一的生育机器，更多是可靠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一些史学家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科林·斯宾塞，写到斯巴达男人间的“爱情”很正常，甚至成就了神圣队。但扮演女性角色的男人才不受欢迎。女性之间的同性爱，却没人反对。即使结婚以后，这些情感也能继续存在。听起来有些违和，但历史文献的确这样记载。是不是所有习俗都那么合理，不大好说！
在战场上，女生带着孩子的盾牌，告诉他们只有两种归来方式。一个是背着盾牌站着回来，一个是被盖在盾牌下抬回来。老母亲嘱咐儿子，也许比市政广场上的演讲更有分量。有人说达马特里亚杀了懦夫儿子，被大家夸，真的就能说明斯巴达母亲有多坚硬吗？还是只是传说，谁也讲不清。故事流传下来，总是添点盐减点糖。谁知道事实真相？有时数据也不会说话。
就这一些，女人和男人在斯巴达法律里平起平坐。即使有人反对，但她们依旧掌权。母亲、商人、女主人，各种身份有时候只分得开一层衣裳。没人能一口气说清这套社会秩序是不是最合理。现如今查数据，用美国斯坦福的数据库也好，用雅典国立博物馆的碑文也行，这些都在告诉我，斯巴达女人确实不同寻常。
是底比斯夺了城邦的命运，也不是女人引起的动荡。有些过往资料涂改了细节，也许当年的人根本不在乎。
很多人还纠结谁做主。其实关键在于，有些事生在泥土里改变不了。那些女商人，女运动员，还有不按规矩出牌的母亲。她们留下的记号，比城堡墙上的斑痕真实得多。
再说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有些时候我也摇摆不定。另一些调查，像刘晶辉的论文，讲来库古制度的实际运转，每个人都在“平等人公社”里有角色，男女都能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地。
不过也有反转，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能拿回自己的名下财产。有些地区限得死，只有贵族能参与分配。这是不是矛盾，我觉得是。要不然那些被遗忘的小贩，怎么就没进史书？有些数据能说话，另一些却永远沉默。
所有复杂的历史，最后都归于个人生活的琐碎。女人的地位，男人的责任，其实也和今天市场里的小贩团团转有些像。风吹过石板，故事留下痕迹。新生代女孩踢球笑得比男孩响亮。没人再质疑她们能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这段故事折回头其实很短。留下的，是那些斑驳记忆和踟蹰的脚步。斯巴达女人在法典里站起来了，城邦风向改变不止一次。如今算下来，谁的声音被听见了？谁的选择终究有分量？
有些秘密在城邦消亡以后才慢慢被拆开。吵得最凶的那几个观点其实没几个人在意。等到数据都查完，故事还在转弯。当街的老石墙下蹲着两个少女，打碎石子，一边嘻嘻哈哈地聊谁买的糖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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