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故宫售票处，人来人往。
一个穿着朴素、身形有些伛偻的老头，颤颤巍巍地摸出几张票子，递进窗口。
就在这个当口，他嘴里嘟囔出一句谁也没想到的话：“我回我自个儿的家，怎么还要买门票？”
售票员愣了一下，隔着玻璃窗打量着他，这老头看着面熟，但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是谁。
这话听着像句玩笑，又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荒唐。
说这话的人，是爱新觉罗·溥仪。
这片红墙黄瓦曾经归他所有，他是这里最后的主人。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不是找茬，也不是抱怨，而是一种跨越了四十多年时光的恍惚。
一张薄薄的门票，把他和他的前半生彻底隔开了。
门外是普通公民溥仪，门里是他再也回不去的紫禁城。
说起来，这次“回家”，不是溥仪自己想来的。
是沈醉和杜聿明两个老伙计硬拉着他来的。
这三个人，当时都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班，身份都挺特殊。
一个以前是军统的大特务，一个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溥仪就更不用说了，大清的末代皇帝。
哥儿仨凑一块儿，提议去故宫转转，对溥仪来说，就是“回家看看”。
溥仪打心底里不想去。
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过，那座宫殿，他做梦都回去过无数次。
里头的每一块砖、每一棵树，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可梦里是小时候无忧无虑的记忆，一睁眼，现实却是国破家亡的烂摊子。
他怕，怕看见那些熟悉的宫殿，会想起那些不愿再提的往事，更怕面对那个曾经身为傀儡，被历史推着走的自己。
架不住老友的热情，他最后还是去了。
当他捏着那张印着“故宫博物院”五个字的门票，迈过午门高高的门槛时，时间好像一下子在他身上拧成了一股麻花。
眼前还是那片熟悉的红墙黄瓦，可感觉全变了。
在他记忆里，清朝末年的紫禁城，就是一个衰败的空壳子。
宫殿的油漆都掉了，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角落里堆着不知道多少年的垃圾，到处都是一股子颓败的味儿。
可眼前的故宫，窗明几净，大殿被重新油漆粉刷过，修缮得金碧辉煌。
他记得小时候那些破烂的门帘子、旧桌围，现在都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织了出来，挂了回去，整个宫殿又有了它本该有的气派。
他看着这一切，嘴里不停地发出惊叹。
陪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下大力气整治故宫，光是从宫里清理出去的垃圾就装了几万车，足足有二十五万立方米，有些垃圾甚至是明朝留下来的。
宫里的内金水河，以前就是一条臭水沟，淤泥都给挖干净了，重新引了活水进来，现在清澈见底。
这不光是打扫卫生，更像是一场仪式，把旧王朝几百年的尘土和晦气都给洗刷干净了，让这座古老的宫殿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所有老百姓。
溥仪一边走，一边成了沈醉和杜聿明的“私人导游”。
他指着一处宫殿说：“这儿，我小时候常跟溥杰在这玩捉迷藏。”
又指着另一处说：“那儿，有一年着了大火，烧了好几间屋子，把我吓得够呛。”
他的话里，有主人的熟稔，也夹杂着游客的新鲜感。
走着走着，有眼尖的游客认出了他，“哎，那不是溥仪吗？”
一下子，人群“呼啦”一下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地问着各种问题，好奇的、探究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他身上。
这种被人当成稀罕物围观的感觉，让他浑身不自在。
沈醉和杜聿明一看情况不对，赶紧一左一右护着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家”。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好意思提议带他回故宫了。
对溥ar仪来说，这座宫殿是他命运的起点，也是一副沉重的枷锁。
三岁那年，他还穿着开裆裤，就被他爹载沣抱着，踉踉跄跄地送上了太和殿那把冷冰冰的龙椅。
殿外礼炮轰鸣，殿内文武百官跪了一地，山呼“万岁”。
他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害怕，扯着嗓子嚎啕大哭，想找他娘。
他不知道，“皇帝”这两个字，意味着他这辈子都得被困在这四方城里。
他的皇权，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
坐上龙椅没到三年，武昌那边枪声一响，大清国就亡了。
他成了“关在宫里的皇帝”，每天的生活就是跟太监们玩，读书，在宫里骑自行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队开进北京，直接把他从紫禁城里赶了出去。
被赶出“家门”，才是他真正悲剧的开始。
心里揣着“恢复祖宗基业”的旧梦，他在天津跟日本人搭上了线。
最后，被日本人扶植到了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
这回，他不是笼子里的小鸟了，而是被绑在日本侵略者战车上的一个棋子，一个罪人。
他亲手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写下了最不光彩的一笔，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日本投降，他的皇帝梦又一次碎了。
他想跑，结果在机场被苏联红军逮个正着。
从苏联的战俘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身份从“皇帝”变成了“九八一号战犯”。
在抚顺的十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
在这里，他这个连衣服都不会自己穿的“天子”，学会了洗衣服、缝袜子，学会了自己打理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放下了那套虚无缥缈的“皇帝”架子，开始真正面对自己前半生犯下的罪过。
思想的转变，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
当年，为了筹钱搞复辟，他和弟弟溥杰一起，把宫里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一千多件珍贵字画、古籍善本，分批偷运出宫。
这些国宝，后来大部分都流失了。
而在抚顺改造的时候，他听说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正激烈，国家需要支援，就把自己私藏多年的三颗田黄石印章拿了出来。
这三颗印章是乾隆皇帝用过的，价值连城。
他把它们交给了管理所，说要捐给国家。
这是他人生里第一次，不是以皇帝“赏赐”的名义，而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把自己珍贵的东西交出去。
这一次“献宝”，也意味着他和过去的那个自己，做了个了断。
有一次，溥仪自己一个人去了景山公园，也就是他小时候口中的“煤山”。
他专门找到了那棵有名的老槐树，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上吊自尽的地方。
他站在树下，一句话没说，待了很久很久。
以前在宫里的时候，太监们看得死死的，绝不让他靠近这个地方，生怕沾上“亡国之君”的晦气。
现在，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终于可以站在这里，跟三百多年前的另一个末代皇帝，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崇祯皇帝选择了“君王死社稷”，用自己的性命给大明王朝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他溥仪，被历史推着，活了下来。
他这一辈子，当过皇帝，当过傀儡，当过战犯，最后成了一个普通公民。
他既是为了自己的私心，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罪人；也是一个从三岁起就身不由己，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几天的可怜人。
站在景山顶上，他往下看，整个故宫尽收眼底。
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显得格外精神。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他仿佛看到了御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小孩子，闻到了老柏树散发出的那种新生的香气，觉得故宫的太阳，比他记忆里任何时候都要亮堂。
那一刻，他可能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新生”。
这个新生，不光是属于他自己的，也属于脚下这座古老的宫殿。
当这座金碧辉煌的皇家禁地，变成了谁都可以买票进来参观的人民的博物院，当昔日的“天子”，成了一个需要买票才能“回家”的普通老头，这本身就是历史最有力的说明。
溥仪的一生，就是中国近代史那段剧烈动荡时期的缩影。
他跟故宫的命运，最后走上了同一条路。
它们都告别了那个沉重压抑的旧时代，迎来了属于人民的新生。
那张小小的门票，不光是他回家的凭证，更是他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跟自己，也跟那段复杂的历史，达成和解的一张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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