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建立，至1929年4月，因为环境残酷，在最初短短的22个月，有10位省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内先后任职，平均任期仅有2个多月。
第三任省委书记张秋人，在开会宣布任职（1927年9月28日）的第2天，被敌人逮捕入狱，临危受命接替张秋人的就是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工人部主任的陈之一。
陈之一，曾用名陈之益、陈钧等，1903年出生，江苏省金坛县于家村人。
1919年，高小毕业后，考进镇江的江苏省第六中学。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受新思潮影响，参加学生抵制日货、驱逐校长的罢课等活动。
1923年，陈之一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大革命时期受国共两党影响的新型大学），接触到共产党的早期著名人物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施复亮、张太雷等人，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
1924年，陈之一经上海大学教务长邓中夏推荐，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学习。6月，与叶挺、朱克靖等人抵达莫斯科东方大学，被编入中国班聂荣臻学习小组，不久经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他奉命返回上海，在上海总工会第一办事处浦东区罢工办事处工作，参与了上海五卅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后兼任浦东区青年团的负责人。9月，经张人亚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年初，陈之一领导组织日商上海纱厂三厂工人罢工斗争。
1927年 2-4月，陈之一任中共杭州地委工人部主任。北伐军到达杭州后，成立杭州总工会和沪杭甬铁路总工会，陈之一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负责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陈之一遭通缉，转移武汉工作。6月，在武汉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协助苏兆征筹办武汉政府劳工部，任劳工部机要室主任，参加拟定劳动法草案。
8月，赴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工作，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省委工人部主任。
10月 10日，陈之一主持发布省委《双十节告革命民众书》，号召“工人、农民、贫民们，在共产党的赤色旗帜之下集中起来，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18日，主持起草《浙江农民运动议决草案》。
10月间，主持完成《中共浙江省委九月份组织工作报告》，对前一阶段全省党的组织工作和省委改组情况向党中央进行详细汇报；主持创刊《钱江怒潮》；主持省委会议，决定城市工人罢工和工、农、学同时举行一场“大的争斗”。11月初，杭州的振新、庆成、霞和等丝织厂开始罢工。接着，江干光华火柴公司和湖墅烟业各厂纷纷开展罢工响应。
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任命夏曦为省委书记，陈之一调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职工部长兼上海总工会闸北区特派员。
1928年 2月16日，上海总工会特派员们在新闸路酱园弄开会，因叛徒唐瑞麟告密，陈之一与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上总委员长郑覆他，上总沪东区特派员张维桢等10余人一起被捕。
1928—1933年，陈之一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期间，担任过一年狱中秘密党支部书记，后被转往甲字重监关押，由张维帧接任狱中党支部书记。1933年，陈之一、张维帧先后刑满释放。
1934年，出狱后积极寻找党组织，经组织审查与张维桢两人被恢复党籍，两人被调到上海全总白区执行局负责开展上海纱厂工人运动，张维祯任上海纱厂总工会主任、陈之一任总工会秘书。
1935年，韩念龙在上海平凉路土地庙施家宅创办杨树浦工人识字学校，招收纱厂工人来读书。陈之一从工厂返回住处路过该校，听到韩念龙以教识字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便与张维桢到学校开展活动，通过宣讲活动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先后发展韩念龙等入党。
1936年2月，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遭日本人毒打，于次日身亡。梅世钧去世后，陈之一、张维桢和韩念龙便利用杨树浦工人识字学校为基地组织大康、裕丰、公大、上海纱厂等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以抗议日本人制造“梅世钧惨案”。上海全总白区执行局专门成立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由陈之一、张维祯、韩念龙、周林等组成。
不久，上海全总白区执行局宣布解散，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失去了与上级的直接联系和指导，但仍决心继续推进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斗争。
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精神，拟定了“五条”来指导沪东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并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由陈之一、周林负责指挥沪东各厂斗争，最后促使上海32家日本纱厂6.8万多工人都参加了反日同盟总罢工。上海各界市民纷纷支持日本纱厂的工人斗争。
经各厂工人和上海社会各界救国运动团体的努力，这次罢工斗争最终发展为一场全上海市民的抗日救国运动。26日，日商纺织业公会会长最后表示同意在工人提出的条件基础上稍加修改方案。轰轰烈烈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胜利结束。
1937年 4月，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由陈之一为代表，去延安找寻组织关系。他在西安见到同学聂荣臻，与其同到延安，先后拜访了博古、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人。
5月，陈之一在延安列席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后，他请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安排向主席作一次汇报，后因博古希望他尽快返回上海等待中央派人接收，而提前离开延安。
9月中下旬，在上海仍未等到接收人员的陈之一来到南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找到博古。博古通知他，上海日本纱厂工会工作委员会人员已被党中央派人接收了，并安排他去重庆工作，归董必武领导。而此次陈之一的组织关系却并未被上级部门接收，他后来才得知原因是自己和张维帧有“托派”嫌疑。
11月，陈之一回江苏老家招募动员家乡子弟数十人参加抗日队伍，并于1938年春节后在江西景德镇将这些人员移交给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
1938年，陈之一在湘西辰溪和浦市“江苏失学青年工读团”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后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并汇报了近期的工作情况。
1939年初，陈之一于抵达重庆，开始使用“陈钧”这个名字。他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董必武与博古商量后，决定让陈钧做民族工商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其后几年，陈钧在重庆搞起了工业合作社（“工合”）运动，后来又联系了42个工业合作社组织了工合联合供销处，并被选为理事会主席兼经理。
两个月后，陈钧自己办了个小厂，负责迁川工厂购买棉纱织布的申请批准，合法地加入了纺织同业公会、土布同业公会、针织业同业公会和迁川工厂联合会，表面上成了一名“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并以此基础在中小工厂中开展党的统战工作，后发展成有6000多家企业的中小工厂联合会。
1945年 8月至年底，经4个月的筹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陈钧被选为理事。
1946年 2月10日，重庆发生了著名的校场口惨案，总指挥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成重伤，陈钧不顾危险将他救出，带回住处养伤。陈钧此举获得上层民主人士及民间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信任。
5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为适应局势，民建总会于4月迁到上海，陈钧也举家回沪。
不久，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向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即将爆发。6月9日，民建举行会员座谈会，讨论如何挽救民族经济危机问题。会上，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陈钧等提出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面陈对时局的意见。
1947年，负责中共上海地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要在上海设电台，便请陈钧推荐可靠人选，陈钧推荐了自己在五卅运动时期发展的共青团员叶人龙，电台就设在塘沽路62号叶的家里，电报员夫妻开始就住在陈钧的工厂里，电台一直安全工作到上海解放。
陈钧请董必武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但几天后他收到董必武的答复，他的党组织关系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作结论。不久，陈钧被调往北京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党组织关系仍未能得到解决。
1950年 9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陈钧为江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私营企业局专门委员。
1952年 3月，陈钧在中财委私营企业局工作期间，突遭陷害，被上海市公安局秘密逮捕，宣布是“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经家属多方申诉，陈毅、董必武、张维桢和吴克坚等老战友纷纷为他证明，1956年陈钧获平反出狱，1957年拿到最高人民法院无罪判决书。
1957年，陈钧写材料要求组织作进一步审查，经中央组织部第六处负责审查后，向他宣布政治上没有问题，历史没有问题，但党组织问题还未能恢复。后经周恩来同意，4月29日，第47次国务院会议任命陈钧为国务院参事。他多次参加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座谈会和宴请等活动。
在那段特殊时期，陈钧受到不公正对待。1978年，陈云和张维桢证明，陈钧的“托派”问题是康生制造的冤案。
1980年8月16日，陈钧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骨灰后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之一（陈钧）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是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和1936年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过重大贡献。
从1939年起，他遵照党组织的指示转为从事对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将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精神及方针政策传递给他们，争取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支持。
他对党忠诚，尽管流言蜚语、明枪暗箭从未间断，甚至被诬陷坐牢，但始终不改理想和信念。他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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