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日，长征途中最艰难的时刻，红军一行人进入了贵州的遵义城，彼时，他们早已饥肠辘辘、衣衫褴褛。
进城之后，地方军阀早已逃窜，而红军仅仅是抄了一个黔军师长的家，就让战士们差不多吃饱了。
这个黔军师长是谁？红军在遵义还经历了怎样的转折？
巧取遵义
1935年初的云贵高原，红军正从千里征战中缓缓行来，身后是敌军重重围堵，前方却又是一片迷雾未开的险境。
彼时的红军，人数锐减、粮草匮乏、前路未卜，任何一场战斗的失败都可能成为压垮整个长征的最后稻草。
敌强我弱的态势逼得红军不得不转变战略思路，而遵义，便成了那颗赌注十足的关键棋子。
彼时的遵义城，是黔北数一数二的大城，城墙高耸，士兵林立，不仅是地理上的交通要道，更是黔军的重要驻点。
谁都知道这里不好打，城门坚固，军阀柏辉章的部队在此驻防，兵力虽非最强，却也不是纸糊的门面。
可也正因为这样，一旦攻下，便能在敌军的腹地插下一把匕首。
更重要的是，红军急需补给、急需喘息，更急需一个能够召开中央会议的稳定据点，而遵义，无疑是唯一合适的选择。
刘伯承统筹全局后，将这场突袭交给了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而这第6团的营长，正是身经百战的曾保堂。
1935年1月6日夜，曾保堂亲自挑选了几十名俘虏，这些人都是前几场战斗中俘获的，经过改造教育，对红军的理念已经初步认同。
曾保堂命令他们穿上缴获来的黔军军服，头戴军帽，肩披大氅，每一个人都仿佛旧日黔军的模样。
再由红军战士乔装成随从士兵，分散混入其后，队伍整齐列队，灯火通明，从南门方向徐徐逼近城楼。
城楼上的守军并未起疑，看到熟悉的衣冠，连忙打开了厚重的城门。
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一阵低声口哨响起，原本“俘虏队伍”中的红军战士倏地抽出武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服了守兵。
紧随其后的红军主力一涌而入，一场血战就此避免，遵义城在无声中落入红军掌控之中。
红军入城之后，立刻在各个街道贴出布告，告知百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严禁士兵扰民，凡属百姓之家，一针一线不得私取。
更有军中纠察队来回巡逻，专门监督战士的行为，这份自律，让一向被地方军阀鱼肉的遵义百姓顿时心生敬意。
接下来的几日，红军的宣传队、文艺队走上街头，用快板书、顺口溜、民谣等形式宣讲红军主张，鼓励群众组织起苏维埃政权。
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乡绅与店主，也纷纷投来信任的目光，甚至还有人主动捐出布匹和粮食，支持红军作战。
就是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突袭”中，红军不仅得到了一个安稳落脚点，更第一次感受到人民群众真诚的拥护。
而这，也成为后来遵义会议成功召开与红军战略转折的基础。
关键小楼
遵义城虽不算大，但在黔北一带却早已是“富庶代名词”，而这富庶之下的核心人物之一，便是鼎鼎有名的黔军师长柏辉章。
他出身地方豪族，其父柏杰生是远近闻名的“酱菜大王”，靠着一手酿醋、腌菜的本事在老遵义打下了扎实的家业。
乱世之中，单靠手艺吃饭难免步履维艰，老柏头眼光毒辣，早早将家中长子送去贵州讲武学堂，以期走军政路线，为柏家博一份“长远打算”。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柏辉章不仅顺利毕业，还混入王家烈的麾下，从连长、营长一路升至师长，权柄在握、财源滚滚。
靠着军政双轨加持，柏家短短数年间家产翻番，纸厂、米行、布庄齐开，产业横跨遵义数街，几可与县衙并肩。
如此家世，柏辉章自然也不肯寒酸度日，他在琵琶桥附近大手一挥，用足足三万大洋修建了一幢“洋式别墅”。
红瓦斜顶，雕梁画栋，前院假山流水，后院楼阁通幽，为了这座宅邸完工，柏家大摆三日酒宴，邀来文人雅士作画题诗，好不风光。
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这精雕细琢的宅邸，终究未能为他本人所享，却成了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见证。
1935年初，红军席卷而来，娄山关一战，柏辉章的部队败退如潮，黔军士气涣散，他本人也奉命撤往贵阳避战。
一走了之，却也将这座金碧辉煌的宅邸空留在遵义城中。
红军进驻遵义不久，周恩来便向曾美下达了一个看似平常却极关键的任务：寻找适合作为红军总部与会议室的大宅。
曾美接到任务后，带枪带人一一走访遵义城中几处显赫宅邸，最后，视线终于停留在琵琶桥的那幢小楼。
一番打探得知，宅中只剩一位年迈看门人，曾美亮出身份后，对方颤巍巍地将他们引入宅内。
踏进院门那一刻，屋内厅堂宽敞，南北通透，楼上那间主卧更是空间高挑，阳光斜洒入内，能容二十余人围桌而坐。
厨房设有多口大灶，便于伙房运作；侧房还能临时改作作战室和警卫休息区，一切布局，简直像是为会议量身打造。
回营后，曾美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汇报此地情况，周恩来听完后点头称许，当即决定将该宅改为红军总司令部，并指定其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场地。
随即，作战科、司令部文书人员连夜搬入，打扫清理、调配器材，废寝忘食地布置会议环境。
几日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会议正式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而柏辉章这幢本是军阀享乐所建的小楼，注定将被写进中国革命的编年史中，成为红色的象征。
清查财产
随着会议落下帷幕，城市秩序也已经恢复平稳，市场重新开放，而在琵琶桥那幢洋楼里，另一场“无声的战斗”正悄然展开。
红军的没收委员会奉命清查黔军与军阀的财产，以备军需与民用。
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叮嘱一句：“取其公产，归于公用，分与民众；秋毫无犯，是为立信之本。”
执行任务的，是红军中最精干的一批干部和警卫员，他们背着麻袋，手持登记册，走进了这幢豪宅。
一个战士推开卧室门，惊得愣在原地：床脚竟码着整整两排银元箱，每一只箱子都装得满满当当。
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们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
没收委员会的干部立刻命人清点登记，两百多枚银元被整齐地收起封存，贴上“公产”标记。
随即，他们在侧屋又发现了数十坛封口完好的腌火腿，堆放的整齐如墙，每一坛都散发着浓郁的咸香。
厨房的墙角，数袋鸦片烟土被掘出，足有十多斤，显然是军阀走私所得，红军战士相视一眼，没有多言，直接销毁。
没收委员会分工明细，粮食、布匹、食盐被分别送往军需处与周恩来提议设立的苏维埃银行。
银元统一登记入账，部分用于兑换货币、补发军饷，火腿则分发给前线伤员和守卫的士兵。连同柏家的盐行、米行、布庄等资产，也被清理入册。
这一场清查下来，红军获得了充足的补给，而遵义城的百姓，也第一次亲眼看到一支军队“查抄而不贪污”。
遵义，这座藏于黔北群山之中的小城，原本只是长征途中一个普通的地名，却因为那短短十二天，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坐标。
红军不仅在这里完成了命运的转折，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纪律之军、人民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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