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七月,襄阳城头上那面青天白日旗算是彻底倒了。
这场仗打下来,解放军虽然没费多大劲,但战果那是相当惊人——直接在俘虏堆里捞出了两条“超级大鱼”。
其中一位是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康泽,老蒋的铁杆心腹,后来这哥们在功德林里踩了整整十五年的缝纫机;可另一位同样挂着中将军衔的俘虏,待遇却让人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这人非但一天牢没坐,反而转头就被奉为座上宾,建国后更是摇身一变,当上了正厅级的高关。
这事儿吧,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
要知道这个享受到“超级VIP待遇”的男人,可不是什么潜伏多年的红色特工“余则成”。
恰恰相反,把时间往前推个十几年,在长征最要命的那阵子,正是这家伙把红军逼到了悬崖边上。
此人名叫郭勋祺,川军里出了名的“猛人”,外号“熊猫”。
这外号听着挺萌,打起仗来那是真要命。
后来的历史学家提起他都得竖大拇指,不是因为他多能打,而是他凭一己之力,让包括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在内的七位未来开国元帅束手无策。
甚至可以说,要是没有他这块硬骨头挡路,毛主席后来可能还真用不着使出“四渡赤水”这招险棋。
咱们把镜头拉回1935年1月,那鬼天气,阴雨连绵的。
中央红军为了甩掉身后那几十万条“尾巴”,正准备北渡长江。
当时军委拿到的情报显示,堵在贵州土城方向的川军,只有区区“三个团”。
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肉啊!
毛主席和军委那帮人一合计:吃掉它!
这本该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负责主攻的是红三、红五军团,那是红军心尖子上的王牌,彭老总亲自坐镇指挥。
可谁知道,枪声一响,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哪是什么三个团?
对面那是郭勋祺带着整整三个旅的川军精锐!
而且这帮川军跟以前那些拿着“双枪”(步枪加烟枪)混日子的草包完全不一样。
他们利用地形死磕,反冲锋打得那叫一个凶悍,简直就是不要命。
那场土城战役,打得那叫一个惨。
红军别说吃掉对手了,差点崩了牙,甚至陷入了被反包围的险境。
朱老总急得亲自提枪上前线,陈赓、宋任穷这些后来的大将都在一线跟敌人拼刺刀。
直到后来复盘才发现,这事儿坏就坏在一份情报上。
翻译人员把“旅”字看成了“团”字。
就这一个字的失误,差点让红军主力在那里折戟沉沙。
眼看郭勋祺这块骨头实在啃不动,国民党的援军又像蚂蚁一样围上来,毛主席在关键时刻拍了板:不打了,撤!
这一撤,就被迫撤出了那个载入史册的“四渡赤水”。
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吊诡,那个把你逼入绝境的死敌,反而成了逼出你最强潜能的推手。
按理说,这种手里沾着红军鲜血、给革命造成过巨大麻烦的“死对头”,抓住了不枪毙五分钟,起码也得把牢底坐穿吧?
可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候真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郭勋祺虽然在战场上是个狠角色,但在私底下,他和共产党人的交情,那可深了去了。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陈毅。
两人都是四川老乡,早在1922年就混熟了,甚至还在同一支足球队里踢过球,那是实打实的“球友”。
抗战全面爆发后,郭勋祺带着川军出川打鬼子。
虽然手里的装备烂得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零头都比不上,但川军那种“死不退后”的血性,在南京保卫战和皖南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
这时候,在新四军当司令员的陈毅看准了机会。
他太了解郭勋祺了,这人虽然听命于刘湘,但骨子里痛恨中国人打中国人,更看不惯蒋介石那一套排斥异己的手段。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9年。
当时郭勋祺因为跟新四军走得太近,甚至偷偷给新四军送武器弹药,被老蒋发现了。
蒋介石那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直接安了个“作战不力”的罪名,把郭勋祺的军长职务给撤了。
这一手“杯酒释兵权”,把郭勋祺彻底惹毛了。
这位川军名将一拍桌子,连夜联系新四军那边:“老子不干了!
我要带着部队起义,跟你们干!”
这本该是个“弃暗投明”的好剧本,可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让郭勋祺郁闷了整整九年——新四军居然拒绝了。
陈毅和项英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给出的答复很无奈:时机不成熟,为了统一战线的大局,请你忍耐。
这盆冷水把郭勋祺浇了个透心凉。
他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被辜负了,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回了四川,从此在国民党军队里混日子,直到1948年在襄阳当了俘虏。
所以,当1948年陈毅再次出现在战俘营时,郭勋祺一点没把自己当败军之将。
他见到老友的第一反应,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家长,当场就炸了。
他指着陈毅大声嚷嚷:“九年前我就要投奔你们,是你们不要我!
要是当年你们收留了我,我郭勋祺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看着老友那副愤怒又委屈的样子,陈毅笑了。
他亲自倒了杯水递过去,这才把当年的苦衷摊开了说。
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如果新四军公然收编国民党的一个正规军军长,蒋介石马上就会以此为借口围剿新四军,整个抗战大局就全乱套了。
再加上当时新四军穷得叮当响,郭勋祺自己能吃苦,他手下那些旧军官未必受得了,弄不好反而成仇。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说完,郭勋祺心里的疙瘩总算是解开了。
他叹了口气,认命了,准备收拾东西去接受劳动改造。
可谁也没想到,党中央的一份特殊指令,直接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毛主席没有忘记这位当年的“劲敌”,更没有忘记他在抗战中对新四军的那些暗中帮助。
中央给予定性:郭勋祺虽然是在内战战场被俘的,但他长期同情革命,属于“党的朋友”。
于是,就在倒霉蛋康泽被押往功德林开始漫长刑期的时候,郭勋祺却脱下了囚服,换上了便装,领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回四川,搞策反。
凭借他在川军中那是相当高的威望,郭勋祺回到成都后四处奔走,把以前的老部下、老同僚一个个拉到了谈判桌前。
在他的运作下,好几个川军师在阵前起义,为大西南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也没闲着,历任四川省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直到1959年病逝。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曾经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将军在功德林里写悔过书,唯独郭勋祺,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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